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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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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 11:26: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八一节,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2013-08-02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战果辉煌,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1]。11月19日即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那份秘密瓜分欧洲的“百分比协定” 后的 一个多月,斯大林便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 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2]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 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 ,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 和平民 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 方保安 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 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 内党外 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 疑态度 ,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 还要左 ,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 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3]当时,就连苏联大 使都认为 “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4]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
  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在中共取得“三大 战役 ”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 [5]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 9月间 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过江统一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 频繁暗 示共产党军队不要南下过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 ,此为 毛泽东断然拒绝。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 中国共产 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6]。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达的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非要把外蒙古拿 过来不可 !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 任何国家 的进步都要快。”[7]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 论, 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 虑问 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 统一 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8]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 表团 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 放全 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 紫石英 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9]。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10]。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 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1]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的历史,我们真得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 ,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12]及其稳定的力学 原理 。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为此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3]。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 碎化 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那就会知道毛泽东统一中国对于中国及亚洲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 有铁 血决心。
  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 尼赫 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 不同 ——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 不带 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14]
  比较同期的中国,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却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15]。 “尼赫 鲁手 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 斗争 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及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 中国 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6]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 的青 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 除各 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 也无 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7]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 还是 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谁知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湾,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 国今天 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
  一波未平,又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 那么 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 格局 ,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 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敬意。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 恩来 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 ,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18]。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19]。事实也是这样, 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20],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21],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和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 承认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 随之 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 年继 而1955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 说是 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 与日 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 战打 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 1953 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 造成 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 不会过高的意义。
  对于这些,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说到西藏,让人想起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 “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月后却又轻 轻落 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 巴海 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 黑胖 ,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 在前 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将来从长计议。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 赢, 而是为了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 进退与战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 不得 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22]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 南, 至今均无战事。
  说到这些,我们还得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 苏共 “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 夫举 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 为“chinamerica”, 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23] ,10月,毛泽东作诗讽 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24]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 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 国的。针对这个条约, 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25]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 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4月 27日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 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 两国 关系由此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 联当局 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此后 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 、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26]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27]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 还出现 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28]的艰难处 境。而当 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9] 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 予更坚 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的“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 进行 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 此相配 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 梯而 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30]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 需要共 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31]。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 泽东的 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32]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 都是 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33]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 学生 要读主席的选集。”[34]2012年5月19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表首场讲演时说:“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作 为一位 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法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 ,执政 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如果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 。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奥朗德深情地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法国人民的大救星。”[35] 曾有美 国人告诉笔者的朋友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
  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础意义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 实现 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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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这份文件,我们目前可以在各类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原件的影印件,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其具体内容有明白无误的记录。他说:
  当时正是商谈问题的好时机,所以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利益、使团和代理,不要为了小事闹分歧。就 英国 和苏俄来说,如果让你们在罗马尼亚占九成的优势,而我们在希腊有九成的发言权,我们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这样行不行呢?”翻译在翻译这些话时,我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苏俄……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苏俄……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苏俄……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推过桌子给斯大林,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勾,然后把纸条递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已焦急地考虑过很长时间了,这只是处理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随后有一阵沉默,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样做是否太草率了,难道不会被人认为是玩世不恭吗?咱们把纸条烧了 吧。 ”“不,你留着。”斯大林说。
  参阅〔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2] 《斯大林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1944年11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页。
  [4]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月1日26),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5] 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 保持 自己的半独立性”。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3页。
  [6] 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475、476页。另可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723、 724页。
  [7]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8]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9]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得到当天的消息,在此次炮击中,英舰上“死亡17人,2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舰长和一名医生。‘僚舰’号舰(Consort)由此驰往拯救,结果9死数伤 ,‘ 黑天鹅’号舰(Black Swan)和‘伦敦’号舰(London)也驰往拯救……4艘战舰约有100人死伤,将近半数死亡”。司徒雷登以欺软怕硬的心态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乃是一次不可 宽恕的 袭击,我们美国舰只幸亏没有派去。” 陈礼颂译、傅经波校订:《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0]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注释41、42。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 识出 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12] 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是最小和最稳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而质子和中子由三个夸克构成。电子的质量为9.1091x10^(-31)kg,而质 子和中 子的质量分别是电子的1836倍和1839倍……
  [13]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
  [14]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00页。
  [15] 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M.K.甘地在回答英国记者费晓提问时,直截了当承认国大党的经费“实际上全部”来自印度的富翁。参见: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 ,第 42~43页。
  [1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7]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8]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19]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81~582页。
  [20]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 中国 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 朝鲜 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21]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 方针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22] 《孙子·虚实篇》,《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23]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4]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25]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26]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来源: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27]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28]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 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2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30]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页。
  [31] 基辛格著,范益世、殷汶祖译:《白宫岁月》(第四册)1349页。基辛格的这段回忆,在熊向晖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第273页中也有确认。熊向晖 说: “基辛格记述的这段话虽与记录不相同,但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本意。”
  [32]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293页。
  [33]《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页。
  [34] 转引自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此事也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确认,参见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35] 《法国新总统奥朗德如此评价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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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31 14:28:11 | 显示全部楼层

伊朗高原:中国西陲安全的“桥头堡”

2013-08-31


  核心观点:
  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伊朗高原国家,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
  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在历史上,伊朗高原国家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削弱了英国、沙皇俄国和美国的扩张,今天仍在抵抗和消耗着“北  约东扩”。
  伊朗是伊朗高原的前沿国家,它位于亚洲西南部,中北部紧靠里海、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伊朗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邻, 西界 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国土绝大部分在高原上,属高原国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是宽阔的扎格罗斯山山系,约占国土面积一半。中部为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 沙漠, 有卡维尔荒漠与卢特荒漠,仅西南部波斯湾沿岸与北部里海沿岸有小面积的冲积平原。

  保障亚洲大陆的天然战略屏障
  在西南亚地缘政治中最具历史意义现象的是,扎格罗斯山脉往东与兴都库什山、继而与印度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连为一体,与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壮伟的、由西而东保障亚  洲大陆“枢纽地带”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天然战略屏障。正是有了这道战略屏障,除中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外,伊朗在古代和近代已被肢解为多个伊朗高原国家(包括伊 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等),但这些国家最终还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强的侵犯,并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地的厄运。印度由于被屏蔽在这道战略屏障之外,并在近代  被英国长期殖民,最终沦落为宗主国英国抛在南亚的“雾都孤儿”。
  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和态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意义。历史上中国西陲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强势东扩的压力,如古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东扩、欧洲 中世 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现代欧洲、沙俄、苏联乃至进入21世纪的美国等,都对伊朗高原国家进行过强势入侵,这些外来列强的入侵无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 伊朗 高原之中。


  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
  不仅如此,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国家伊朗,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  ”,它们抵抗西方列强斗争的命运与中国西陲安全唇齿相依:如果伊朗被压垮,那么或海或陆由此东进的西方强势力量,就会沿着途经伊朗高原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地理基础上形成今天的“  欧亚大陆桥”)倒逼中国,并对中国西陲造成重大威胁。
  中国汉朝时期,罗马帝国东扩的力量被拒止于安息帝国西部边陲,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西部边陲的战略压力;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需求,汉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张骞,于公元前119年特  意派其副手访问安息(帕提亚,即今天伊朗地区)帝国,安息王竟激动地派出两万骑兵远迎中国使者。这说明当时安息国与中国已有互为依存的战略需求。
  同样也由于近代阿富汗人民借助兴都库什山的险峻地形,对英国殖民者实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使英国无法北上接近,遑论深入中国西陲的薄弱地带即新疆西境,勾结阿古柏伪政权祸乱中 国;而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国在占领印度的一百多年中,无力从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国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国曾攻陷拉萨,但到了冬天,英国人因熬不过高寒天气被 迫撤回印度。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的经验。
  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美国人曾想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装备,由于“牲畜驮运是唯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  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以致美国后来也意识到,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  的经费”。
  “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系形成的对中国西陲的大纵深防护带,使得近代西方即使占领印度后仍不能有效地从西南陆上牵制中国,而不得不沿海路绕道进入东海,推行其强 力控 制中国的目的。换言之,这条防护屏障不仅大大推迟了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时间,而且减弱了——与印度相比——其影响中国的力度。同样的道理,正是当年从中国新 疆居 高临下西进的匈奴人,由于一路上没有这样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与罗马东进速度相比——西进欧洲,并迫使可能东进的日耳曼人南下,并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


  伊朗高原国家正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
  比较而言,处于上述“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屏护之外,且地势低缓的印度则较容易受到外来侵犯。印度平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  、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富饶。低海拔的平缓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并因此受到外族的长期占领。
  值得中国边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在中世纪继而近代占领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乃至1962年早已获国家独立的印度人,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  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动中国的西南部边陲。
  这样的历史经验支持我们得出结论,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今天是它们而非印  度正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
  由此,伊朗高原国家而不仅仅是印度的反霸斗争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对伊朗高原国家原油进口有着巨大依赖性需求,伊朗高原国家的安全——当然 ,这 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亚没有出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那样的历史条件——较之印度对中国更具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

  本文刊发于《中国国防报》2013年4月16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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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一定要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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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上)

2013-05-04


  全文连载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2、3期,全文约六万余字。网络首发于草根网。
  一、中国地理形势——与欧美比较
  二、中国地缘政治及其特点
  (一)中国地缘政治的国际比较
  (二)中国地缘政治优点和特点
  (三)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1.黄河流域
  蒙古高原
  2.淮河流域
  3.长江流域
  四川盆地
  东南江浙地区
  (四)国都的功能及其变迁规律
  三、结语


  迄今为止的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所有的教训和成就均离不开中国的地理版图。中国版图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生生不息奋斗的结果。辛弃疾云:“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1];孟子也说“地利不如人和”[2]。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的因素。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其变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值得研究。
  一、中国地理形势——与欧美比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迄今为止稳定下的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3],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3位,第四位为美国。
  欧洲面积约为1 0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欧洲的主要大国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它们相继对欧洲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英、法、德三国面积仅占欧洲面积的1/10左右。
  北美洲地理版图主要构成国家是美国和加拿大,而其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占具绝对的优势,这使得两国之间地理板块对称的势能为不对称的国力所抵消。美国官方公布的陆地国土面积为约937万平方公里。美国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北美总面积2 422.8万平方公里,有23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占北美洲的总面积的80%。
  中国在亚洲地理版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亚洲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主要大国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和印度约占亚洲总面积的30%。当代中国领土东西跨经度60多度,相距约5 000公里,最南端在曾母暗沙、最北端在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上,南北跨纬度约50度,南北相距约5 500公里;最东端的乌苏里江畔和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相差4时区。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大部分在温带,少部分在热带,没有寒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特别看好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他说:
  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一个广阔的胸膛。[4]
  距今1 000万年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是中国地貌的主要成因。自南而北的印度大陆板块在中国藏南地带的冲挤下致使中国自西而东大致呈三个阶梯分布。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500米以上。其北部与东部边缘分布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是地势一、二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分布着大型的盆地和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其东面的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是地势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上分布着广阔的平原,间有丘陵和低山,海拔多在500米以下。三级阶梯及其中的山脉分布如自西南冲击而隆起的层层“泥淤”,呈扇形从北南两面向中国东海包抄铺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形成山地和高原,其中间部分,在西部出现一些盆地,在东部则留下少许平原即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由于最直接和长期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冲挤,中国山区面积广大,“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总面积84%,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10%”[5],其海拔由西向东逐次递减。
  中国的地形与北美接近,而与欧洲形成强烈的反差。欧洲以平原为主,海拔200米的高原、丘陵和山地占全洲面积的40%,海拔2 000米以上的高山仅占2%,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全洲面积的60%。欧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则平均海拔700米。欧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洲。这种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生长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军事作战理论。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陆上疆界2万多公里,与14个国家相邻。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约18 000公里,自北向南濒临的近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从海岸基线向海上延伸12海里[6]的海域为其领海。沿海分布有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舟山群岛、南海诸岛等7 5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最后,在展开后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述地理环境,只是在1949年以后确认下来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中国版图也有不定的伸缩变化。但总的说来,它只有“胖瘦”之分而无“器质”裂变。由于中国版图没有发生结构性裂变,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中国古今历史上还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在理解中国地缘政治时,应抓住其基本要素而不必泥拘于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边界盈缩尺度。
  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中,象中国这样能存在下来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实属罕见。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7]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8]下面让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国的“长处和特点”进行考察。
  二、中国地缘政治及其特点
  (一)中国地缘政治的国际比较
  黑格尔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9]黑格尔这句话说透了地缘政治即地理和政治的关系。地缘的关键是人缘,人缘即政治。没有人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就只能是纯物质的地理学。所以黑格尔接着又说:
  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
  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10]
  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中国的地理版图拥有较大的优势。历史经验表明,地缘政治位势占据较大优势的国家大多都是其版图在本地区占据主体地理板块的国家,而不是对等拥挤在一起的国家。在北半球地区地缘政治中,欧洲的板块是最破碎的。如不考虑俄罗斯,与亚洲和北美洲相比,欧洲国家众多且呈对称性分布,其矢量对冲也表现得更为直接。多国边界犬齿交错,有的还直接重合,经济重心紧邻、多边实力均等,呈对等制衡状态。这正好符合合力计算中所表现的“两分力大小不变,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的原理。欧洲内部的这种对称型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面,与对称型碎化分布的欧洲各国不同,中国版图在东亚居相对主体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与在南亚中居主体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亚居主体地位的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使三国不形成绝对的矢量对冲:印度的发展重心在印度洋,中国的发展重心在西太平洋,而俄罗斯的发展重心在欧洲部分。镶嵌在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处于对称型碎化状态,各国版图及其国力与中国形成绝对不对称状态。其特点与欧洲正好相反,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呈现逐级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11]及其稳定的力学原理。这种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聚合的板块结构对亚洲的中心即中国不仅不会有过多的矢量对冲,相反还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2]。
  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碎化程度由边缘向中心逐渐提高,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并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曾从欧洲破碎版图中获得巨大外交红利的英国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道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道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
  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13]
  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版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我们可以用“相对主体中心版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我们将视野从欧洲和亚洲移向北美洲便会发现,与中国在亚洲相对主体地位不同,美国在北美洲则占据着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这为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欧洲和亚洲远不能比的地缘优势。如果知道欧洲地缘政治破碎给欧洲带来的灾难,知道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地理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美国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东合抱,在人类尚未完全征服大洋的昨天,美国的国家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制定和实施相对独立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和中南美洲国家内部的对称型破碎特点,才使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托克维尔[14]总结说:
  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使它害怕战争发生的地理位置。[15]
  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为争取独立而进行坚强斗争的壮观,何况美国人为摆脱英国人的羁绊所做的努力又被过分夸大。美国隔着大洋,距敌人1 300里,又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支持。它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胜利,主要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其次才是由于它的军队士气或公民爱国心。[16]
  严格说来,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还没有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没有发生旧大陆的那种动乱。[17]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如与中国比较,美国的地缘政治位势也有其不利的方面。在人类已征服大洋的今天,美国绝对主体板块的地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这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与东海为中华帝国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华帝国的道理一样。美国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它所处的绝对主体的地理位势,使美国人必须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
  随着人类越洋能力逐渐加强,美国为两洋防务而必须担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美国主宰全球的野心更使它的安全范围变得“无穷大”,以至必须不断扩张的美国的“安全边界”经常与其他国家的“边界安全”[18]相重合,并由此引发双边对抗——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对抗。更可怕的是,面对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一个以全球资源来支撑国民消费的美国必须以全球为防务目标。这又迫使美国的安全边界事实上与其边界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并使其成了一个永远要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是美国有幸中的不幸:美国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必须永远维持的巨大却又总是开支不足的国防,而这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所在。这种脆弱导致美国总是为其必需的全球防务所累,美国不得不以全球海上关键通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为美国保证了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级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纵深于内陆的其他目标。
  与美国东西两岸没有碎片国家“包裹”因而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则有“长袖善舞”的优点:在中国东部平原两侧,东北有朝鲜半岛抗护,东南有中南半岛屏障。新中国诞生时,美国挑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北南开弓,跟美国长年抗衡,中国大陆“身体”基本没有受损,正常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中国周边国家这种为中国“减震”的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有印度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和俄罗斯,中国西南部和印度分别有着巨大的空旷地带,其“减震”条件较充分。
  (二)中国地缘政治优点和特点
  中国的地理大势是西高东低,西陡东缓,以高海拔山地为主。若以东径110°为中线,西部与中亚高原相接,西南与印度板块的形成对垒分明的海拔落差: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陡峻,高出恒河、印度河平原6000~7000米以上,由于迎面印度洋西南季风,降水充沛,山上雪线较低。这在中印之间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的安全屏障。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带直与大海衔接。
  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古代如远征至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亚历山大[19],近代如英国殖民者[20],他们均有力量占领印度,但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他们却没有力量占领中国西藏。与当年忽必烈东征日本被大海所阻的结果一样,假设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那这些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今天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古希腊文化或其他西方民族文化的色彩。在中国东部,大海对古代中国也是一道天然的护屏,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技术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大陆困难。正如波斯王大流士一世[21]由于没有征服爱琴海而不能能征服希腊一样,横扫欧亚大陆忽必烈,其远征日本的大军只能无奈地折戟于日本海。正因为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中国的地缘政治多宥于陆权说,翻开“武经七书”[22],无不以陆权学说为主题。这样的地理形势反使古代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长期没有得到发展。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大海所引起的活动,是一种很特殊的活动;因为这个原故,许多海岸地,就算它们中间有一条河做联系,差不多始终和内地各国(确切地说应译为“各城邦”——笔者)相分离。[23]
  直到近代,面对敌人的海上入侵,中国人还是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时修长城的方法对付敌人。这种情况到新中国建立后得到初步的扭转。此后,海权(包括制海权)成了认识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视角。
  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东面低地呈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对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广泛的山地及其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国的地方割据,但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又都知道如最终不以问鼎中原为结果,其偏安位势既难在山岭间横向兼并,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以长期自保。另一面看,中原那一边临海三面环山因而攻易守难的“四战”地形反使其在中国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区,与此相应,极为丰富的资源势必也成为在山地高原坐大的割据势力“逐鹿”的目标。而仅占中国国土面积1/10的平原地区[24]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据力量角逐中原的门坎:占据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诸割据势力搏杀后留下的力量最强的一方,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最终成了最有实力——比如战国时的秦国、三国时的曹魏、南北朝时的北周,还有20世纪30年代由南方崇山峻岭里发展起来,后又北上到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等——实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力量。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书中的“中原”有时还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含今“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其差别只是前者不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北分裂时期,常以“中原”和“江东”(长江以南芜湖以下地区)等词对称。故而中原与现代意义上的华北平原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著述中其范围常常混用。这种概念潜移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中心从东向西、国都从长安向洛阳继而向北京移动的历史过程。关于此,笔者在以下的论述中不复解释。
  但是,随时间推移,当占据中原的王朝力量腐败衰弱后,从中国中西部高地积聚起的新力量又会崛起并再次进驻中原,造成中国新一轮的统一。与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诸区域比较,崛起于中国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势力,其作战所据的开阔地带具有南方崇山峻岭无法比拟的扩张优势,因而,分布于这一带的割据力量具有更为优越的问鼎中原和统一中国的地理条件。
  “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战者”[25]。山地之难在于攻,为此山间割据势力均以夺取平原第一要义;平原之难在于守,为此平原之主无不视控制险塞为基本。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比例对地区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起着不同但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多的防御条件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制的“险山要塞”。
  经验表明,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比如蒙古帝国——扩张而不利于节制,这使得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扩张——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与此相反,无障碍大平原,如果其物质资源足够丰富的话,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比如西汉时一个蒙古高原就可容纳匈奴、乌孙、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一个东北大平原可容纳夫余、肃慎、挹娄、乌桓、鲜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而在华北平原则只能容纳汉民族国家主体性存在。欧洲平原占欧洲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容纳多种(比如法、德、俄等)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这恰恰又增加了欧洲地区政治板块统一的难度。
  再比如印度,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约298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等)。印度版图从喜马拉雅山向南一直伸入印度洋,其北部是山岳地区,中部是印度河-恒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及其东西两侧的海岸平原。平原约占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 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在热带季风气候及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土和热带黑土等肥沃土壤条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可供农业利用,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中国比较,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26]。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这样富饶且以平缓地带为主的地貌,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存在,这使得印度的历史长期具有与欧洲同样的对称型分裂的特征。在印度访学期间,笔者注意到印度版图很大,但内部到处都有护城圈护。中国也有护城,但这些护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长城护着,而印度则没有。印度的这些小“长城”将印度分割得七零八碎。由此可见,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造成了它的天然破碎性,只不过是英国为占据印度洋的需要为它包了一张很大的皮而已。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说:
  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的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象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27]
  与此相似,在中国历史上的蒙古高原面积广大(约有260平方公里),多为大漠连天的平缓地带,占据着这一地区的战略力量长期分裂为多个相互对立的政权且极少形成这一地区的长期统一,古有“胡虏无百年之运”[28]之说大概是对这一规律性现象的感性认识;而占据着面积仅有蒙古高原近12%、占中国总面积不足1/3的平原地带(主要是华北平原)的政治集团则西有险塞以固存、东有——至少在明朝之前——海洋以屏护,其防御能力却远高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加上狭小的中原面积不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长期共存,因而从中原地带胜出的政治集团反而——即使有长江的阻隔——能实现中国的最终统一。同样的道理,平原面积过少而山地过多的国家,由于山隘险阻过大过多、交通极为不便,其间的割据力量在获得较好的偏安条件的同时,却难于形成有规模的攻势和全国性的跨区横向联系遑论统一。清初,盘踞西南的吴三桂据险自守,但当起兵反清需要进攻时,却没能走出湖南;同样的道理,蒙古铁骑虽可横扫欧亚平原,但在进攻南宋、兵至川黔时,其势在万重大山的阻隔下已成强弩之末。
  中国平原地区若以黄河北南划分,黄河以北的山地和平原面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这有利于那里的政治力量“穷则独善其身”即造成地方割据,“达则兼善天下”[29]即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而在中国山地,尤其是长江以南山地的割据力量——比如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既难以被铲除,也难以坐大。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的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30]
  经验还表明,地理上居高临下的战略力量在地区或国家统一中往往占据着“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31]的优势。在欧洲,古罗马的恺撒和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南北两麓挥师而下统一全欧洲的;在北美,19世纪60年代美国林肯北居高地的地理形势也对其取得统一南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欧洲统一事业作出大贡献的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诞生地即阿尔卑斯山及其两麓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中竟成了碎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洲最高地阿尔卑斯山竟成了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的分界线!在此笔者只指出这样的史实,至于其产生的其他社会原因,将放在后面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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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 11:13: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中)

2013-05-05


  (三)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1.黄河流域
  黄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 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到宋元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自宋元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但黄河流域仍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中国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北方的地理形势。其中,具有高位优势的蒙古高原,当是中国地缘政治,当然也是本文破题的关键。
  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为东亚内陆高原。东界大兴安岭,西界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界阴山山脉,包括蒙古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高原大部为古老台地,仅西北部多山地,东南部为广阔的戈壁,中部和东部为大片丘陵。高原面平均海拔1 580米,地势自西向东逐渐降低。这是从地理学的视角划分,若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蒙古高原”大概还要包含黄土高原[32],乃至新疆盆地部分。后二者往往是前者的政治作用的辐射地带。这是一个地势相对平缓且为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占据并对华北平原政治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高压的半月形开阔地带。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王朝更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使得聚集在北方大漠和西部高原的部族力量得以“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由此“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33],南下则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历来是中原政治转换的“命门”地带。中国学者程广中所著《地缘战略论》一书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在陆地疆域中惟有内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西麓至新疆盆地的东部平原,形成一个半月形开阔地势,其中大部为沙漠、草原,易攻难守。边界线形状易于敌中间突破、两翼卷击,是中国陆地防御的重点。[34]
  这是从进攻的角度说,若从防御的角度进一步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半月形”地带中的河套及其两翼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程广中认为: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关键地带。西端的关键地带是从波罗的海沿岸直到黑海两海峡的东欧条形地带,这是一门户地带。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在公元4世纪和8世纪两次在匈牙利被打败而遭到制止,阿拉伯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入侵被阻止于黑海海峡附近。蒙古在第二次西征中在维也纳附近被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所败,其西进势头受到遏制。
  在欧亚大陆东端从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至新疆的广大条形地区,也是一门户地带。中国两汉王朝、唐朝和清朝都曾把这一地区部分或全部控制在手,元朝本身就兴起于蒙古高原。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境内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主要发生于这一地区。近代以来的中俄日美诸大国的冲突也多发生于这里。朝鲜半岛则是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冲突的关键。[35]
  笔者同意程广中的见解。在东方如果以黄河南北分,以武汉东西分,我们只要粗略阅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就会发现,北方蒙古高原是影响全国政局的关键地带。“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36]蒙古之于中原,居高而临下。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衰落多从北方蒙古河套一带向南破局。只要我们粗阅一下中国西汉、三国、隋朝和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图,就会发现,其中蒙古地区对中国政治的“破局”作用表现得都比较典型。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规律性的对中原政治的“破局”作用: 塞北铁骑西可从大同、太原等盆地低口、东可从山海关口以最近距离直抵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并对中原政治施以绝大的压力。1927年日本田中首相在他拟定的侵略计划中将“满蒙”列入“为东方打开新局面”[37]的关键区域: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38]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39]
  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之危险。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关键也。[40]
  民国成立虽倡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乎在王公之手。我国此后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41]
  这个侵略计划以“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为开篇,至“对内外蒙古之积极政策”为结束,“满蒙”成了贯穿日本侵华政策的总基调。1931年,日本陆军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步兵学校所作的《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田中奏折》中关于“满蒙”的论点,他说: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大体上指东四省的范围)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因此,从古以来占据此地的北方民族,在这个易守难攻的边境之地,利用天险,退而培养国力、整顿兵马,一旦时机成熟,就猛然奋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以统治汉民族。这种例子,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辽是这样的,金是这样的,清又是这样的。最近以东三省为根据地的张作霖,虽然在关内曾屡遭失败,现在俨然不失为北方之雄[42],这虽有各种原因,但是主要因素是依靠满蒙在地形上的有利地位。[43]
  俄国人对蒙古高原的战略地位的认识要比日本人早。俄国所谓“西藏问题专家”巴德马耶夫,早在1893年就向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之父”[44]之称的维特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他分析了俄国在远东的历史使命,认为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还应该修一条通过中国甘肃省省会兰州的铁路,在那里,在中国的“后院”,俄国应该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国伊斯兰教徒普遍起来叛离满清朝廷[45]。巴德马耶夫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必要的沙皇批准”[46]。并“准备作为一项长远的和逐步实现的计划来进行”[47]。
  斯大林是运用地缘政治的高手,他对蒙古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位势更是了然于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向罗斯福开出并以《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的出兵远东的条件中的第一条,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48]。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大概是受到1939年俄日间发生的诺门坎战役[49]的剌激——回答得很干脆,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50]
  其实,斯大林在这里的回答看似有理,实则荒谬。因为这样的逻辑在中俄关系史中没有任何经验支撑。在中俄交往史中从来还没有中国从蒙古一带“切断”俄国的先例。反之,如果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那就相当于在中国“胸膛”上开了一个可直插中国左右“两肺”并直抵“心脏”的切口,由此就可对中国长期保持最有效的战略压力。清朝重臣左宗棠对俄国人有较深的了解,1877年他从收复新疆的经验中建言:
  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51]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52]
  左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经验的。中国历史上结束春秋时代、开启战国大混战的“三家分晋”[53]事件就是由这一区域开始的;东汉未年出现的三国乱局也是由北方曹魏平息并收为一统;西晋之后,由“关陇”和“北方六镇”自北向南又挤压出十六国与北南东晋并存的局面,此乱局最终也是由西魏、北周形成的“关陇集团”[54]及由这个集团中诞生出的领袖人物建立隋唐两朝而定为一统的。唐时称阴山、河套地带为“国之北门”并驻以重兵[55]。公元415年(神瑞二年)北魏曾拟迁都邺城[56],崔浩极力反对,其理由之一就是,北魏的统治中心放在平城[57],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随时轻骑南下,此乃“威制诸夏之长策。”[58]此后的元、清两朝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由北而南奠定了统一的全国政权。
  20世纪40~50年代,斯大林为了保持对中国形势的长期影响力,即使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与毛泽东的谈判中,他不惜违背国际共产主义原则执意要将外蒙古从中国境内分裂出去。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就是在中蒙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很大的战略压力。与此相应,内蒙古自治区管理的范围也随中苏关系的好坏而发生伸缩变化。1969年7月5日,鉴于“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中央政府先从内蒙古封口,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这样就使内蒙由北而南从一个北宽南窄的开阔地收缩成北窄南宽易进难出的“布袋”阵,如遇北敌南犯,可以东从呼伦贝尔高原、西从阿拉善高原两翼向中部反卷包抄,将敌人迅速封在“布袋”之内围而歼之。直到1979年中苏关系平稳下来后,中央又于5月30日将上述地区又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关中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如果说蒙古高原在中国国内以制陆权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影响全局的一级位势,那么,蒙古高原两侧的黄土高原和东北平原则处于二级位势。关中盆地乃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据此可自足以四塞之内保存实力,居高临下,时机成熟时则可迅速东出中原。田肯曾向刘邦分析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59]蒙古以东是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由此进则通过山海关可长入华北平原,退则有广阔的东北平原进行战略迂回。因此,关中盆地与东北三省的政治稳定对华北平原的政治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据有华北平原,就基本控制了中国政治的核心地带。而据有关中盆地,则占据了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并由此会对华北平原——至少在唐朝之前——产生较之东北平原更大的影响力。司马迁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规律。他说: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代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60]
  司马迁通过楚霸王因失关中而失天下的教训强化了他的上述观点。范曾以“关中阻山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的理由建议项羽定都关中以取天下,但“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对此,司马迁借说客的口对项羽评价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61]
  司马迁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分析结论到清朝顾祖禹[62]那里就有了更多的历史经验支撑,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总结说: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遂执箠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63]
  作为学者,司马迁和顾祖禹更多地从进攻的角度论述西北的地缘政治意义,而明清两朝国势日下,其政治家则多从防御的角度看待中国西北的地缘政治的作用。朱元璋在分析明朝安全环境时将“胡戎”视为防御的重点,然其口吻已少有汉唐时代的攻势。他训诫后代: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64]
  隋唐之际,中原王朝跨过山海关,大幅向东北平原北推,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生产,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东北诸部的崛起。此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位势隆起并对中原政权形成日益严重的压力。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起至宋,东北辽金已成势力。与此相应,中原王朝的国都也从西部陕西长安,经河南洛阳东移至北京;中国地缘政治的中心也相应从“中原”移至“华北”。
  平原,尤其是低地平原,多为四战之地[65],既是进攻的首选地形,又是防御的脆弱地带;这种脆弱性在中国又因三面环山一面接海而——特别是近代西方列强来到东海后——愈显突出。华北平原是中国除东北平原之外的第二大平原,是唐朝以后的中国政治中心所在地。进入或占据华北平原,也就基本搞乱——比如“五胡乱华”——或搞定了中国。中国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波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66]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上,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制御八方的形势。[67]
  控制华北平原的关键地带是控制河北与山东,而控制河北的关键则在山西。饶胜文认为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68]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69]
  山东物博地广,处华北平原之腰位。其东与辽东半岛南北呼应,威加黄海;其西则横截杭京大运河和华北平原之中腰。清人顾祖禹认为:
  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贮天下之大命也。[70]山东界两都之中,北走景沧,南达徐邳,东出辽海,西驰梁、宋,为辐辏之道。[71]山东者,驭之得其道,则吾唇齿之助也;失其理,则肘腋之患也。吾尝俯仰古今知能为幽、燕患者,必于山东。[72]
  唐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中原形势时说:
  高齐荒荡,宇文取得,隋文因以灭陈,五百年间,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敌也,是宋不得山东,隋得山东,故隋为王,宋为霸。由此言之,山东者,王者不得,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73]
  至于山东地理特点,顾祖禹说的很辩证,认为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74]。铙胜文解释说:“山东地形的封闭性不如其他边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敌,不易固守;且山东低山丘陵方圆不过几百里,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75]
  得山东是得天下的关键。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拿下山东后就可直取金陵。山东以南进入淮甸[76]地带,其战略地位关乎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权。顾祖禹引前人云:“三国鼎立,南北瓜分之际,两淮间常为天下战场。”[77]就陆路而言,其间的徐州地处南北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素有“五省通衢”之称。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徐州时说:“徐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战略地位很重要。据统计,徐州籍的皇帝有十人之多。”[78]但取得徐州的前提是取得济南,诚如顾祖禹引言:“齐州[79]当四达之冲,南不得齐州则无以问河、济,北不得齐州则不敢窥淮、泗,西不得齐州则无从得志于临淄,东不得齐州则无以争衡于阿[80]、鄄[81],是故山东有难,齐州当为战守之冲。”[82]1949年共产党获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便是以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的胜利为条件的。济南战役胜利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序幕。
  2.淮河流域
  从水路上说,徐州西南的淮河是北方力量越过长江进入江南的第一道门坎。顾祖禹说,“南直[83]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84]。他赞同前人见解认为:“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85]明朝朱元璋北伐取天下,是以突破江淮、夺下山东为前提,而朱棣南下轻取南京,更是冒险绕过山东,径直突破淮河防线、强渡淮河的结果。顾祖禹总结说:“浙江之形势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86]他赞同前人观点认为:“建康[87]自古用武之地,然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88]故而“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89]
  由此而论,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互为里表;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矣。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前拒绝常遇春的直取大都(今北京)的方案,主张“先取山东”。他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餽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90]1949年蒋介石“划江而治”的败局表面上定格于长江失守,实则始于淮海一役后徐州易手。1948年底国共两党开展淮海战役[91](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就是以争夺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作战的具体方针是,“固守一点,四面增援”[92],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蒋介石也声称:徐州会战是政权为“存亡最大之关键”[93]。为此,蒋介石几乎投入了其全部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布置与南宋辛弃疾抗金方案出如一辙。辛弃疾在奏书中说:
  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术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它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是为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百备寡力专则不能也。[94]
  可惜的是,辛蒋二人的守淮方案虽好,然宋蒋两朝大势去矣,策略的对错已不重要。平津、淮海两大战役后,华北平原易手共产党,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说,淮海战役的结束“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已达顶峰”[95]。此后的长江,对北面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已旦夕可图。
  京杭大运河 当然,中国江南被纳入以“中原”继而“华北”为重心的中国地缘政治视野,并成为中国北方政治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地带,其首功可归于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一样,是改善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环境的大事。它的开通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即运河的萌芽时期。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开凿邗沟{从江都(今扬州市)邗口至山阳(今淮安市,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第二期主要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大业三年(607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此为第三期。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京杭运河自北而南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和冀、鲁、苏、浙4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全长1794公里。运河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织,极大地改善中国南北之间的联系。中国淮河以南地区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主要粮、棉、油、蚕桑、麻产区。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出产率高,生产潜力大。大运河的修通,使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江南的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和保障,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区域得以大大北移。学者袁刚认为:
  隋时,已有两大基本经济区,这与秦汉时期只有北方黄河流域得到充分开发不同,南方长江流域已是经济发达区域,是财赋的重要来源。近些年对洛阳含嘉仓城及洛口、回洛城考古发现,所储主要是南方来的租米。南方经济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在全国经济中心经六朝开发逐渐南移后,政治中心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随之南移,隋统一后如何把这两个分离两百多年的经济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以南方的经济来支撑北方的政治,是统一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隋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96]
  毛泽东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97]如果说“外族进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人心的话,那么,长江和黄河及围绕它们的治水活动,则强化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联系,加强国家统一。
  统一的中国最初是由治水联系在一起,最终也是由治水来完成的。大禹是治水的祖宗,他领导的治水活动并不全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它更是一项事关国家统一的政治工程。治水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大禹的威望,更是各部落赋予他的独断权力。当时在浙江召开的一次治水会议上,防风氏因迟到而被大禹杀了[98],可以说,距今四千余年且时间长达十多年的大禹治水活动,同时也是打通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活动,因而它不能不是高度政治化的活动。可以说,大禹治水造成了中国内部交通的统一联系,奠定了中国统一版图的雏形,这对未来中国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第二次造成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是秦始皇的“车同轨”政策。这项政策造成中国北方以关中[99]与关东[100]东西两域联为一体,这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地缘政治前提。由秦到汉,中国从五个方向逐步完成了以关中为中心的贯通全国的交通网络。第一是京师长安向西,经陇西逾河而北,此为“丝绸之路”的开端。第二是为防御匈奴而筑的国防线。一条是从关中向正北直达塞外九原,一条是从蒲津渡河,经平阳、晋阳以通云中。“这两条干线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的,‘堑山堙谷’笔直地修到北部边境,其工程规模之大与人力财力耗费之多,不亚于修筑同样长的一段长城。”[101]第三是由京师西南向,循褒伴斜栈道,经汉中、广汉以通成都。第四是由京师东南向,出武关,经南阳以达于江陵。第五由京师而东,出函关,经洛阳,复循济渎抵定陶,以达临淄。[102]这几条干线将中国内地联为一体,而东方干线横贯关中和华北平原,更是将当时两个最主要的经济区,联接起来,为后来北方经济政治整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三次统一交通联系的举动与大禹一样,还是从治水入手。这就是隋时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此举可谓开天辟地,将北方政治的触角大辐伸向南方,中国江南由此也被纳入北方政治的主轨道并很快成为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必须澄清的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工程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炀帝“喜在东南”[103]的轻率之举,与此相反,与经历过战乱之苦的秦始皇知道国家统一的重要价值一样,经过长期分裂战乱的杨广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而开凿大运河则是他从其在当晋王时的军事经验中提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被父亲文帝杨坚“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104]总管,时年十三”[105],负责北御当时已是“亚洲霸主”[106],同时也是隋王朝周边安全的最大威胁的突厥南犯。公元582年,突厥两次大举南下犯隋,隋军溃败,突厥近逼长安。但当时只有“杨广统领的并州因早有准备,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107]、公元583年,突厥再次南犯,隋文帝派晋王及其佐僚杨爽分八道分兵抵抗,大获全胜,此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隋北方安全环境大为缓和,其对突厥的直接打击的政策也转为以分化离间为主的政策。可以说,杨广在这一时期的戍边战功受惠于秦时开辟的“北路干线”和“河东干线”,这也让杨广从其生死存亡的经验中对秦“车同轨”政策的深远意义有了切实的体会。
  北方问题缓和使得隋文帝将目光迅速移向与国家尚处分裂状态的江南陈朝。公元586年杨广入朝被任命为雍州牧、内史令,两年后(公元588年),隋于寿春(今安微寿县)设淮南行台省,晋王杨广被任命为行台尚书令,总领征伐陈朝的军事行动,为国家统一行动的最高统帅。次年(公元589年),平陈成功,时年杨广20岁。这一年杨广均在江淮前线,这一时期的前线物资调度困难使他认识到顺畅的交通线对于“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意义并激发他有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108]、将秦皇车同轨的事业进一步推向江南的使命感。公元605年,炀帝继位,为了克服关中长安离河北、山东“关河悬远,兵不赴急”[109]的问题,逐决定迁都洛阳,并随之开展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工作。在利用秦汉以来贯通的东西交通的基础上,再打通长江南北,改善南北调兵运粮的交通条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是来自实践经验又返回实践因而是“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110]的先苦后甜的利国利民工程。
  与中国长城的意义一样,京杭大运河亦是人工改善中国地缘政治条件的杰作。如果说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铁骑而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则是为加强中国内地的物流而铺就的通途。两者的意义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得益彰。前者围城设塞以御外,后者修渠通水以均内。大运河可谓是自长城以后又一“大型国防工程”[111]。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大大改善东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一样,中国京杭大运河的出现也大大地改善了中国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隋朝之后,中国国势陡然上升,至使隋前各朝,除汉朝外,其繁荣程度均难以与唐、宋、元、明、清中任何一朝相并列。由汉至唐凡824年,而由唐至清凡1 026年,其间中国连续出现唐、宋、元、明、清等繁荣程度远高于西汉的王朝,除了气候总体偏暖[112]的因素外,还不能不说是隋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中央政府可以更加便利地大规模获得南方财源支持的结果。自唐以后,由于大运河开通并为后代持续完善,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富饶的南方提供的滚滚财源,全国出现了“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113]的物流格局,全国物资人力通过大运河得以及时南北调动,这大大降低了因江河阻隔而导致中国区域分裂的机率。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再开辟的从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此举更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北—山海关一线的控制,这对于明之后应对来自东北方向的安全压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及由此开辟的顺畅的南北物流水道,由元至清各朝立都于北京是不可想象的,而比较以前的长安和洛阳而言,建都于北京对于保障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方向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无疑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隋炀帝传》的作者袁刚对京杭大运河的战略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于中国的自然河流都是自西而东,没有一条南北向的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凿解决了古代南北大宗货运的大难题。在隋炀帝初即位的短短短6年时间,一条南起余杭,北至涿郡,贯通5大水系,全长4000多华里的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终于开凿完成。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帝国的需要而凿通的,修成后遂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对隋、唐、宋、元、明、清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隋炀帝开凿的南北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加上隋文帝修凿的西通长安大兴城的广通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运河网,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等自然河流一起,构成了沟通全国水上交通的完整体系,在隋朝之时已是“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其运输效益是巨大的。虽然隋炀帝以前许多王朝都开凿了运河,隋南北大运许多河段都是循已有故旧水道加以修整,但是,完成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全国水网合成完整的水系,隋炀帝是第一人。在隋炀帝之前谁也没有做,也不敢做,甚至连想都不敢想。[114]
  对于一些史家对炀帝开凿大运河举措的卡通式的曲解,袁刚作了既负责任也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有些长,但值得在此备案。他写道:
  我们认为隋炀帝兴建的东都、堑道、长城、运河、龙舟等每一项大工程在当时都有其一定理由,都不是单纯为了享乐、游玩,可以说没有一件不是利在治国,而且实际上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隋炀帝可谓对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从主观上看,隋炀帝的用心可以说都是好的,而且干好事的心很大,很迫切,不是有如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天元宇文赟那样不负责任地瞎胡闹。营东都、凿运河、巡江都等大役都不是一时心血来湖,随心所欲之举,而是经过通盘考虑精心策划的“大业”,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营造东都、开凿运河、巡游江都之前数月,隋炀帝发布了诏书,事先诏告天下。我们可以推测,从仁寿四年(604)十一月癸丑(二十一)诏发,至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初五)正式启动营东都工程,辛亥(二十一)启动运河工程,其间炀帝君臣对诸大工役是进行了详细论证的。隋炀帝志向非凡,试图追秦皇、汉武,成不世之功,这没有什么不好,像隋炀帝这样雄心勃勃想干大事业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多。况且所干的每一件大业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适应了当时统一后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别人想干不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隋炀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诸实施,确实表现了隋炀帝是一位有为的君主,是具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这是他与高纬、宇文赟、陈叔宝等亡国昏君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要为隋炀帝翻案,我赞成先摘掉昏君的帽子,他不但不昏庸,而且有才有能,敢作敢为,是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115]
  诚哉斯言!京杭大运河工程,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是极其深远和巨大的,它使原来只有东西水路联系的中国,有了南北联系的水路交通保证。与陆路相比,水路是最难设障因而也是最难改变的交通航线。从此,中国统一及及大一统观念有了更有力的现实基础。唐人皮日休作《汴河怀古》,认为炀帝此举堪与大禹治水相媲美,诗曰: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116],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17]
  3.长江流域
  长江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百条支流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8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总计19个省级行政区。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过京杭大运河汇入长江。从地形上看,它包括四川盆地、西南山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蒙古高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比较,长江流域诸区域处于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的三级位势。一般说来,政治控制力退至此线时政权多处衰落期,如果再继续失去长江,则国家就进入了要么换代要么分裂的前夕,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南宋、南明,清时的太平天国乃至1949年初的蒋家王朝等,都是这样。南宋时辛弃疾虽不完全赞同“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说法,但也认为这是一规律性的现象。他说:“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118]下面我们还是由西而东,分段论述长江流域的地缘政治的功能和意义。
  四川盆地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黄河和长江都在大约东径110?的地方出现向东转折,在转折西面均留下富饶且有险可据的盆地,主要有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等。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富甲天下且依险易守。李白诗《蜀道难》就有“剑阁[119]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20]之说。四川盆地为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所合围,这大幅抵消了外敌进犯的力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特别看好川西成都的地理形势,认为:“益州[121]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立都于成都退可东据汉中、西扼剑阁,确保自存;进可由汉中北上陇西以进长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蜀地重庆和成都之间,川东重庆的战略位置亦不可小觑,它是从四川东出的桥头堡。控制重庆其退可固守。蒙古入蜀成败的经验值得注意。蒙军数次入蜀的目的是从西面打通东出三峡并与荆湖地区的蒙军汇合,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是拿下重庆。然而恰恰在这关键点上,蒙军均遭失败。公元1239年8月,蒙军再度入蜀并夺成都,但在重庆受阻且被迫撤军。公元1258年,蒙哥挟西征欧亚凯旋的威势,兵分三路再次伐宋,入蜀蒙军轻取成都后随即困于重庆,久攻不克并致使蒙军统帅蒙哥陨命于合川城东5公里的钓鱼城,蒙军因此再度被迫北撤,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重庆万州地区濒临长江三峡,扼川江咽喉,有“川东门户”之称,水路上距重庆市区327公里,下距湖北省宜昌市321公里,为川东水陆要冲,境内山峦起伏,由此出三峡可直取宜昌并进逼荆州,取荆州北可进南阳盆地进逼洛阳,东可进武汉直逼南京。与成都相比,重庆依险为固,易守难攻,为久攻而难见其利的天险之地。鉴于这些历史经验,20世纪初,四川军阀经营四川时亦将省政府和兵器重心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122],1937年底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了持久抗日决定从南京迁都四川,但陪都的地址并没有象诸葛亮那样选在成都而是放在重庆,并使“重庆成为后方兵器工业中心”[123]。
  但是,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124]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125]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126]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127]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128],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129]。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130],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131]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132]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133]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 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 500至2 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134]。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135]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136]明帝由此止步。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137]。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138]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139]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140]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141]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142]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143]。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当时蜀国另一战略重心是东面的荆州。比较在荆州问题上与东吴不依不饶的刘备,曹操在汉中舍取策略上表现出的“得陇不复望蜀”[144]的战略智慧在三国政治家中确高一筹,这一策略不能不说对后来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有所启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研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策略,就会发现其中兼融着先前不久曹操封拜败将汉中王张鲁为列侯和“镇南将军”的智慧[145];1962年毛泽东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方式更与曹操取舍汉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当汉中北防优势要转入北攻,则因秦岭的高峻深险反而会逆转为更大的劣势。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汉中,这在政治上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样远离东吴、可让东吴放心以确保与蜀国的政治联盟。后来吴蜀联盟因荆州之争而破裂的后果说明,吴蜀联盟是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然而后来的诸葛亮多次从汉中北伐失败的事实也说明,诸葛亮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在实践上却是考虑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为在这条线路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自然阻力——这种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诸葛亮“穷则思变”亲自动手发明“木牛流马”技术以增其运力。大概是意识到诸葛亮北伐路线存在的这一内在悖论,刘备力主东出三峡取荆州并由此沿汉水北入南阳盆地直逼洛阳的路线。此路线比诸葛亮的北线方案实际,它最大的优点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加剧与东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顺势东进与孟达配合取西城[146]、上庸[147]、房陵[148]三郡。同年7月,关羽——合理的解释是他很可能得到刘备的指示——乘势北上伐魏,攻下樊城[149],与汉中蜀军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势直逼洛阳,统一大业已有气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胁要迁都躲避。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刘备开创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却成了蜀国衰落的序曲。关羽北伐胜利却使东吴与曹魏走近并密谋由吴兵从后面阴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害,随之而来的是孟达“惧罪”[150],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从汉中向东与江陵形成呼应的犄角由此折断,这样“留给诸葛亮的只须北出秦川的一条路线了”[151]。刘备假借为兄弟报仇之名,急做弥补,结果又兵败夷陵。由此蜀汉和东吴双双衰败。史家吕思勉先生的评论至为中肯: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152]
  刘备取得上庸,打通了汉中与江陵的联系,是实现其问鼎中原战略目标的关键。但又引起东吴的警觉,由此导致吴魏联手阴取荆州。诸葛亮维持了与东吴的长远的战略盟友关系,却因自我边缘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却没有多少实功。比较其后期率兵数次北伐,其功效远不如刘备十分之一。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战线过长且二分兵力而兵败猇亭,而刘备则集中兵力尽量贴近中原: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问鼎中原的气象。刘备虽兵败夷陵,然和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之秀举又赋予诸葛亮以悲剧英雄的色彩,这让人忽视了他在战略上所犯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缺点。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果我们将三国蜀吴交恶而双双败落的经验应用于当前中国东部海权斗争,就会发现,今天的黄海可比作三国时的“汉中”,南海可比作“荆州”,而东海则是“上庸”。刘备夺荆而失利,诸葛亮数出岐山而无功,均因汉中与荆州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再则,吴蜀联盟,唇亡齿寒,吴蜀因荆州交恶而为曹魏各个击破。今南海国家与中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中国有领土矛盾,这些当属战术层面上的矛盾,但与其背后的美国及其随从日本的矛盾则属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曹魏之于蜀吴一样,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若为“荆州”而激化,当年的蜀吴荆州之争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成都、汉中、重庆是镇守蜀国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进攻,除刘邦时特殊的楚汉之争、天下未定的形势外,中国历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权有长时段的,但没有一个能——即使是蒋介石政权——成功统一全国的。饶胜文认为: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153],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154]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55]
  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156]之军以向宛[157]、洛[158],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似有年轻人的浪漫[159]。因为这种战略的前提是
  对川蜀东北上庸一带的控制,而达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径是将立国重心放在离这一地区不远的重庆地区。但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且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60]之说的另种表述。审势之要在于布势,布势的要义在于围绕战略目标抓住全局中最关键的节点。如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大势,蜀国全局中的节点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当不在汉中,也不在荆州,而在位于两地之间的西城(魏兴)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关键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荆州和西北面的汉中就能互为呼应并对洛阳构成问鼎之势。鉴于汉中、安康一带地势艰险,保住上庸的关键在于保住荆州。而保荆就必须将蜀国的政治重心放在贴近中原的重庆,而不是放在使蜀国更加边缘化的成都。
  重庆不仅是控制四川的重镇,而且是扼控川蜀的东大门。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凭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乌江、嘉陵江组成水上运输网络,内通四川各处,外可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可达川内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峡天险为屏障。顾祖禹说:“‘天生重庆,铁打庐州[161]’ 言其难犯也。”[162]重庆其守也易,然攻较成都则更利于进入中原。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战略布局——与后来的张国焘“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163]相似——却与中原越来越远。比较曹操弃汉中而就淮甸的权衡,就可理解赵藩对诸葛亮“不审势”批评所包含的深意。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164];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165]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166]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167]与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多谋有余,善断不足。但这都是“宽严”之类的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法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168]
  毛泽东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169]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170]的复辙。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至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
  蒋介石大概注意到这一教训。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四川,这样关内已事实上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走在抗日最前线陕北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是迁入四川的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三是盘踞日占区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值得研究的是,1938年,蒋介石进入四川后选择接近荆州的重庆而不是像诸葛亮选择川西的成都为陪都,此举使蒋介石比较容易对进入中原的咽喉长江三峡[171]的牢牢控制,并为他在全国抗战的胜利后迅速东出进入中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大概毛泽东在早年阅读三国史时[172]也注意到这一教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川康的方案,而主张北上接近中原的陕甘地区。也是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理由,1949年10月1日,即建国的当天,重庆被列入首批中央直辖市[173];1964年毛泽东更是提出“三线建设”,其中将重庆而不是成都做为布局的重心。
  退一步说,若从中国大历史比如五胡十六国时占据成都的成国、五代十国时的前后蜀政权,再说开一些还有清朝盘踞西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等经验看,当时即使诸葛集中用兵一处,仅依其一隅之力,西南四川境内上述易守难攻和难进难出的地缘政治特点也使蜀国难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多有从北面和东面进入西南而鲜见由西南东出或北上一统中国的案例。进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统一残局的新朝的话——多是从东或北进入西南的败旅,如三国中的刘备、唐安史之乱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174],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四川和解放战争后期又以大西南为“大后方”的蒋介石等。
  在同一规律作用下,历史呈现出的故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35年,在蒋介石追赶下,共产党从四川进入陕北,这暗合诸葛亮《隆中对》说的“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计;1945年,蒋介石又从重庆东出三峡,这暗合了诸葛亮同文中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设计。结果是由重庆东出的蒋介石国民党收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由陕北高原出来的共产党来到西柏坡并迅速统一天下。所有这些更是暗合了司马迁所作的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75]
  诚哉斯言!
  中国近现代新旧民主革命均兴于东南,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将红军从东南赶向西南,又从西南追至西北,这反为中国革命煅造出可以完成历史使命的队伍并将这支队伍送上必将“卒并天下”的道路。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决择。今天回头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176]
  回顾1935年中央红军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及其双方的理由,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尤其是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是有帮助的。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军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针对毛泽东北上陕甘的计划,张国焘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177]
  张国焘对北上新疆的计划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他继续说:
  我首先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在昆仑山阿尔泰一带飘扬。[178]
  在对新疆方向的判断上,为了不与中央北上方针相违背,张国焘也说:“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的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179]
  在对新疆地理形势的优劣分析上,张国焘与毛泽东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180]但张国焘说这些的目的却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毛泽东的目的是进军陕北,而张国焘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针,并由此再将部队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带。他在讨论后又返回川康方案说:
  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马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181]
  张国焘也不是不知道中国陕甘宁地区具有“问鼎中原”的战略价值,他也明白“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182]的地缘政治特点,但由于对红军力量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有利方面估计不足,或还有其他不便说明的自私原因,他不顾毛泽东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183]的危险,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抵制。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往懋功[184]途中给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于“北出机动”的困难,电报说:
  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185],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186]
  6月26日。毛泽东在懋功两河口[187]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张国焘提出近似刘备诸葛亮入川时的“向南”“向成都打”[188]的方案,从战略上分析了红军不能久留四川、必须北上的原因。他说: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189]
  7月10日,毛泽东联名朱德、周恩来电令“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责令张国焘:“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190]9月8日,毛泽东在发给张国焘《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一、左路军[191]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192]直至懋抚[193]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194]者,仅一磨西面[195]而已。绥崇[196]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197]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变远胜西康地区。[198]
  次日(9日),张国焘即向中央表示反对北上,其南下理由主要是: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反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张氏谦称——引者)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199]
  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熟思明告”是对8日中央电报中“熟思审虑”的反唇相讥,而最后一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7月1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再电张国焘:“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200]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他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201]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202]
  最后,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成功,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203]
  许多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在为他的“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的方案喋喋辩解,但如果看一下中国历史,沿着这条线有几个成功的,而从陕北起家而成事的又有多少是失败的?鉴于毛泽东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204]的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可以弃南而北上,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可到20世纪60年代,面临美苏从南到北形成的反华威胁,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将西南做为战略大后方的时候,其考虑的也是如何避免诸葛亮的战略失误,他因此主张“三线建设”,将打通西南通往全国的交通网放在优先的位置。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205],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恿怂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206]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207]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208]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那时全国来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七君子”等等,轰轰烈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准备。它以后才逐渐增兵华北,才搞山东、慢得很!一直到1942年,才进攻汤恩伯。武汉不是早就占领了!但它也是到1942年以后,才向湖南长沙一带进攻。一直到这时,它才懂得中间突破。[209]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210],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211]
  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212]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联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213]。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的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214]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215]
  值得提及的是,在开始三线工程之初,毛泽东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启战和于瞬间,毕“七擒”于一役,毛泽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赢,而是要为未来的大西南根据地及即将开始的“三线建设”打出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善于吸取诸葛亮治蜀成败经验的本领值得我们后人认真学习。对于已失去南宋时那种得以临海偏安的历史条件且又没有建立起足以拒敌以远海的制海权的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建设”的战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具有重大价值。在抵御外敌入侵时,西南稳定对中国安全而言仍是生死攸关的战略大后方。
  东南江浙地区 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特点是直接与大海相衔接。大海在历史上对中国安全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古代护卫了又在近代伤害了中国的国防和政治稳定。
  长江下游地势平缓,水系交通便利,易于人力物资调度。大部分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业一年二熟或三熟 ,水量充沛,农业发达,为全国税赋的主要来源。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以建康(南京)为根本。”[216]顾祖禹说:“盖建康立国,实以东南供亿为之咽喉也。”[217]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218]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此与长安对中国西北的影响有相似之处,但南京的位势毕竟与长安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219]清人顾祖禹举例说:“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关中并韩、魏,汉以关中定三河,苻秦以关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关中亡高齐。隋之亡也,群雄角逐而唐独以先入长安。卒兼天下。”[220]学者陈彦光说:“定都南京,却似乎是朱明王朝开国皇帝的战略性失误。不久之后,燕王朱棣从侄儿手中夺权之后建都北京,明朝的国势进入稳定时期。”[221]
  值得说明的是,在明朝之前,西方的坚船利炮尚未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这时的东海和南海对中国东南地区是一道天然屏障,它使盘踞于这一地区的政治力量没有近代那种后顾之忧,以至此间在南方得以多次出现与北方隔江长期对峙的政权。明朝末期,西方列强由海路来到东海。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于1624年侵入台湾,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1661年4月,郑成功以“大明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进军台湾,迫使荷兰在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台湾进入郑氏王朝时期。此后,中国东南海域及其诸岛,尤其是其中的台湾岛便与中国的整体安全联系起来,大海也就由此进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者的视野。清初台湾问题与国家统一问题紧密联系。1683年底,施琅在上奏康熙《恭陈台湾弃留疏》,认为:
  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隔离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余遥。查明季设水澎标于金门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余遥。
  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移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至时复动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见成效。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况昔日郑逆所以得负抗逋诛者,以台湾为老巢,以澎湖为门户,四通八达,任其所之,我之舟师,往来有阻。
  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多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被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惟去留之际,利害攸关,恐有知而不言……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围。[222]
  清末,英法等海上列强来到东中国海,日本也在明治维新后崛起,台湾位势的战略意义迅速提升。台湾位于东海,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东北与琉球群岛相接。它与庙岛群岛、舟山群岛、海南岛[223]结成一条海上长城,系我国东南的屏障。它是由南海北上黄海或由黄海南下南海,以及中国大陆东进太平洋并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的枢纽地带。
  施琅文中的“红毛”即由南而北入侵台湾的荷兰人,后为由北而南的日本人取而代之。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224]。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大东亚”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
  清末,俄罗斯和英法列强从北南两向相向压来,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一地已无险可守,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均建都南京,太平天国运祚仅有14年(1851~1864年),中华民国在大陆也只维持了38年(1911~1949年)。1937年底,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南京,将蒋介石政权赶到西南重庆有8年之久。这说明,中国明朝之前东南地区那种可以海屏护的安全形势及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优势,至清朝中期后不仅消失而且逐渐——在制海权没有建立之前——转化为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其国力提升和海军的壮大,这种劣势又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
  长江 比较而言,长江较之黄河对于中国不仅具有更优越的航运价值,而且具有更优越的地缘政治价值,对此,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225]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226]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227]
  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230英里的南京,而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1 000英里的宜昌。[228]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229]
  马汉对中国长江战略地位的分析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认识到中国长江不仅对于中国内部统一,而且对于抵御“外族进攻”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历史证明,长江是中国政治联系的枢纽;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230]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
  湖北地区 如果说长江是联结中国西东两端和中国统一的重要纽带的话,那么,其中的中国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汉则是能对全国发生关键影响的关键枢纽。清人顾祖禹有言:“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231]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与华中的节点,扼西南进入华中平原的通道,而荆州则为武汉之西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荆州北据汉、沔[232],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233]。学者饶胜文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一书中解释说:“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234]
  武汉[235]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关键,以至不管从任何方位,也不管从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势由“武”昌。它与蒙古的地缘政治功能南北相应,亦是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的破局地带:国内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国的统一,外族入侵或内乱也可由此造成中国的分裂。清末曾国藩正是从武昌、安庆出手,打碎太平天国的关键屏护、动摇其防御根本,从而避免当时中国很可能出现的南北分裂。1911年10月10日,中国辛亥革命从武昌爆发并由此很快引起全国性的政治变局。1926年9月北伐军从武昌破局,打开中国统一的全国形势。作为北伐战争的主要领导者蒋介石深知武汉对于全国政治的全局意义,为此在抗日战争中他组织和实施“武汉会战”也最为坚决,由此带来的牺牲和对日军造成的损失也最大[236]。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还不惜下令以水代兵于1938年6月初掘开黄河赵口和花园口,引黄河水以“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237]。当年10月,日本占领汉口,此后才可能出现盘踞南京的汪伪政权。失去汉口,中国再次裂变为多个政治单元。
  汉口沦陷不久,日本近卫首相声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238]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在日本对华战争全面展开之后,日本也就是沿着这个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在近卫心目中,武汉是实现控制长江的“钥匙”,长江是实现“控制中国”目标的“主要地区”。武汉的失陷确实给当时的中国政治造成绝大的震动,它使中国东南再次出现政治裂变的格局;换言之,日本控制中国长江为汪伪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鉴于武汉所拥有的如此特别的地缘政治位势,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即为中央直辖城市。
  长江在历史上是造成南方割据的重要防线,但这在京杭大运河自隋开通后,长江的防御功能已因其横向航线过长反而易于断切,如果将下游南京视为长江之首,而中段武汉则为长江之腰,我们就会发现,武汉是长江防御的“七寸”所在。北军一旦进入并控制长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乱了中国;而其中占据或控制南京——比如1927年的国民党政府、1937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长江的出海口。但控制南京的关键,从大陆外部说,是控扼东海;从大陆内部说,主要在于控制武汉。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927年4月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汉。这就是说,占领南京必须控制武汉,而占据武汉则必取南京。同样的道理,国家政权失去对长江武汉至南京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后果不是内战便是国家统一的开始。这是近现代中国抵抗外敌侵略和内部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盛期始于1853年1月攻克武昌及当年3月定都于南京;衰期随跟于次年(1854年)10月的武昌失手于曾国藩。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而真正稳定南京的都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
  鉴于武汉与南京这样一种互为命运的联动关系,淮海战役胜利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基本廊清,毛泽东一改中国历史上由襄荆东进统一全国的经验,集中力量直接进入长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汉至南京航段一举突破国民党防线,为解放全中国打开了局面。
  襄阳 形胜之要,点面而已。“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239]而欲保淮甸者必保襄阳。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为一方重镇,襄阳是武汉的侧翼,其地位具有区域性支点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240]饶胜文认为: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241]
  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划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一两拔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就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
  大别山 大别山位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西段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其地形险峻且直逼长江中段:西制黄冈可扼武汉东出,东取安庆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悬于江淮平原,北兵驻入,若无后继,其势难久,故而风险极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为;若善用此地,据此则会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绝大的震动。1947年,为了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将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一反传统的“王濬楼船下益州”即顺江而下的方式,以攻为守,果断采取无后方依托千里大跃进攻势,派刘邓率军挺进大别山,这不仅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造成绝大的震动,而且还为不久到来的淮海战役预埋了与之呼应的“冷子”。此棋似险,却力重千钧,毛泽东由此造成全国战场形势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绝大转变。
  4.南方山地
  南方山地包括低海拔的东南丘岭和高海拔的西南山地两部分。前者包括江南丘陵、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等,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中低山地丘陵地带;后者包括云贵高原地带。南方山地在古代中国曾是国家统一的自然障碍。魏晋南北朝后,南方山地曾形成很强大的地方豪族势力,隋平陈后江南门伐豪族作乱,清朝康熙年间平西、靖南、平南的“三藩之乱”[242],都是依仗其山岭险峻得以长期与政府周旋。中华民国时期,“西南各省原不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1935年追击中国工农红军时蒋介石虽然极力想把中央势力渗透进去,但没有根本消除地方的割据状态”[243]。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民国政府进驻四川才将西南诸省地方势力纳入中央政府统一调令之中。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江后,蒋介石也曾企图以上海和昆明为两大战略支点,以广州为大本营,依托南方山地负隅抵抗,但在当年5月底失去上海后,广东便失去东翼的屏障并于10月中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此后,蒋介石又想依托台湾与大西南山地中残余抵抗力量东西呼应,与共产党在大陆长期周旋[244],不料卢汉于12月9日率部队起义,蒋介石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西南堡垒在昆明崩盘,由此“西南军事遂成绝望矣”[245],蒋家王朝在大陆土崩瓦解。从清时三藩八年叛乱到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过江占领南京后不到一年失去广州、再到今天从北京到广州八小时到达的高铁建成的经验看,随着现代交通动力和道路条件改善,中国东南丘陵地形对北南交通的障碍限制已大幅降低,可与华北平原统一纳入一体进行地缘政治考虑。而从中国2008年汶川大地震部队救灾经验看,西南山地阻隔绝险造成的起事有余而成事不足的地缘政治特点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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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 11:15: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下)

2013-05-06


  (四)国都的功能及其变迁规律
  明朝陈建著有《建都论》,他通过对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比较,提出建都三原则:
  按古今天下大都会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长安虽据形势,而漕运艰难;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无险,四面受敌,惟洛阳三善咸备。[246]
  陈建只是从交通和生存安全方面考虑建都的原则,这都没错,但国都选址更要考虑发展安全。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是国家政治考虑的关键。以生存安全为安全的结果只能是在政治大舞台中日益自我边缘化并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比如三国时蜀国立都选址于益州(成都),以陈建三原则看,此应打满分;但从当时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标看,它使蜀国在这场群雄竞争中原的斗争中更加边缘化。由此看,在当时成都就不应是蜀国好的建都选址,依蜀境内看,重庆接近中原,地形险固且交通八达,从发展安全的角度看,其国都的地位优于成都。
  地缘政治,不出“门户”“中枢”二义。前者关乎险塞,后者关乎距离。国都之所在乃全国人力物力资源调度中枢之所在。故此,国都选址的主要考虑是等距形成全国政治经济力量中枢并由此有效调度全国军事力量——即周成王所说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47]——以御外敌为原则。秦、汉两朝,中央政府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陇西匈奴诸部,故此两朝分别定鼎于咸阳和长安。匈奴经汉朝打击或西窜或分裂,其势大衰。两晋时期,鲜卑由东北南下,尽占匈奴旧地。这造成东汉至西晋的国都东移至河南洛阳。隋唐之际,西域突厥、吐番借“五胡十六国”[248]期间的混乱而兴起,为防它们东犯,此间朝都西返长安。唐末,东北辽河一带活动的契丹部落兴起并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东北方向威胁加剧,这使北宋国都再度东移洛阳。东北方面的战略压力在元、明、清时期持续增加,其国都则进一步东移至北京。明初,蒙古威胁仍未完全解除,成祖朱棣“天子戍边”将国都从南京移至北京。
  洛阳是上述中国政治重心由西向东转移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比较而言,长安虽据形胜,然运输艰难,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华北平原的资源。洛阳与郑州虽居四方之中,大运河开通后又可乘水运便利,与徐洲东西呼应,然其势不足以镇安辽东,且又受关中与河北西东两向挟持,为四战之地,其防御形势比较脆弱。顾祖禹分析说: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北;拓拔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已忧之矣。女真之季也,惧蒙古之逼,乃迁于汴;迁汴未已,又迁于蔡;始为亡宋之资,终为自弊之地。当其亡宋之日,岂料其祸之亦中于此哉。[249]
  自从崛起于东北平原的部族势力卷入中原事务后,中国安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北京一带的地理位置就显示出“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250]且南北兼顾的优势。
  北京坐北面南,西倚太行北靠燕山,既可镇慑塞外铁骑的侵扰,又可尽享东北和华北两大平原的丰富资源和交通之便,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51]的位置,可以等距有效调控全国资源和力量。顾祖禹说:“依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而负险,有建瓴之势,太宗[252]深鉴于金陵之已事,建都于此,实为万事计也。”[253]毛泽东似乎也注意到此举的意义,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254]。由此比较生择都于远离中原的成都、死葬于离中原偏远的定军山[255]的诸葛亮,成祖朱棣——且不说不如曹孟德——的眼光更显远大。1935年,毛泽东与张国焘争论长征路线时,主张北进,在新疆和陕甘两地,毛泽东倾向进军陕甘。他说“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256] 1948年,毛泽东将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进一步推进到河北西柏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定都于北京,这些将中央所在地向中原步步逼进的决策对推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和随后的抗美援朝的胜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都从长安经洛阳到北京的迁都路线,恰好与东西走向的万里长城[257]及黄河的走势大体平行,这反映了中国历史安全压力变迁的轨迹。
  处于这一层面上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区域分布广阔且乱源多出。中国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这一“广大条形地区”[258];而古代中国政治史几乎就是处理这一地带政治关系的历史。这一地区两端即新疆至东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地缘政治的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
  中国自近代东北部族卷入中原政治及随之而来的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后,作为国都,北京较之长安、洛阳、甚至南京而言,其位势不仅具有“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59]的地缘政治优势,由于接近太平洋西北岸,它还有利于国家以开放推动发展的目标。与东海和南海相比,北京受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钳型护卫,这有利于抵制海上来犯。在大国经济已卷入并且日益依赖于世界市场的近现代,北京作为首都,其倚陆向海——也是另种“依山傍水”——的位置更有利于中国在较为弱势的起步阶段对外开放和吸纳世界资源来反助中国的发展。
  对于象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的近代崛起强国而言,它们多是近海择都。为了表明对波罗的海出海口的重视,1703年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岸边涅瓦河口的沼泽地修建了彼得堡,并迁都于此,此后彼得堡成了沙皇俄国的政治中心。同时,沙皇俄国正式使用了“俄罗斯帝国”的称号。马克思对彼得大帝迁都的历史意义和战略作用曾有过精辟的分析: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260]
  马克思评论说:
  波罗的海诸省,单是从它们的地理形势来看,就自然属于任何控制着它们背后的土地的国家。总之,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他对瑞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261]
  马克思对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作为国都的评价也适合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在陆权时代,汉、唐两朝立国都于长安,使国家面向西塞,这促成了“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交流;而当历史进入海洋时代,元、明、清三朝和中华民国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代均将国都立于北京,这对于中央政府加强对东北平原的民族融合和国家对外开放,将中国带入近代工业化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能否认,作为国都,南京与北京一样,也有助于中国向世界,尤其向海洋开放的地理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随近代以来中国制海权的缺失及由此产生的台海分离,使南京容易受到海权强国的直接威胁和控制——比如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就受到东面来自海上英国和西面来自湘军的夹击并很快覆灭,而中华民国借助于南京的位势则很容易获得东南亚华人财团的支持,强化与太平洋国家的联系,但同样也更容易为海上强国比如日本所驱逐或控制。
  西方海权国家看出了这一点,为了实现对中国的控制,1900年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为入侵中国的列强出谋划策说:
  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 [262]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强国的买办或傀儡政权,都喜欢在南京扎营。比如蒋介石愿意当买办,却不愿意作傀儡,在当买办时,他立都于南京;而为了避免当日本人的傀儡,他就跑到重庆;汪精卫则一头扎在南京,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没有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至少在台海统一之前,南京无疑具有对外开放和台海统一的桥头堡的作用,但作为国都的选择,则不利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的展开。
  
三、结语
  至此,我们即将结束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变动规律的讨论。如果将上述特点综合起来,就会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要是如下规律:
  第一,与对称型碎化分布的欧洲各国不同,也与处于绝对主体地位的美国不同,中国在东亚相对主体的地位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重心。亚洲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中国聚合的板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并使亚洲——与欧洲美洲比较——聚集更多的稳定因素和由此形成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这正是今天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崛起并将持续崛起的深层原因。
  第二,中国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东面低地呈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组成,对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广泛的山地及其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国的地方割据,其偏安位势既难在山岭间横向兼并,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以长期自保,这些地方割据势力最终必以夺取资源丰富的中原为结果;而中原一面临海三面环山,因而攻易守难的“四战”地形使其在中国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区。山地极多而平原极少的地理特征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据力量竞争的门坎:占据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诸割据势力博杀后留下的力量最强且有余力由中原再向四方辐射的雄主,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最终形成了最有实力实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力量。这一特点产生的地缘政治规律则是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版图的统一,其中尽管有边界的盈缩,但始终没有发生器质性裂变;欧洲、印度多平原少山地的地缘政治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称型破碎的政治结果则是中国统一规律的反证。中国地缘政治的这一规律甚至让欧洲哲学家黑格尔羡慕不已,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263]
  第三,“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264]不言而喻的是,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产生的规律还必须有人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的因素。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是一个特定区域中居民主体或多数的概念,人民的政治需要是地理要素变迁的根本原因,中国多次从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走向统一,其版图历经五千年而不能被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对国家统一的愿望和实现这种统一的能力。无疑,技术条件、地理环境的变化可以化解也可以制造某些矛盾,但解决不了作为终极表现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当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激化为敌对关系时,这个矛盾就基本无解。当阶级和民族压迫发展到如不与一切人为敌则不能罢休的地步,这时即使坐拥天下形胜,也没有不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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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观衅第三》,《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2] 《孟子·公孙丑下》,焦循撰:《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1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星球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14页。
  [4] [德]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5] 李安强主编:《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
  [6] 1海里=1 852米。
  [7]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8]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9]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10]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11] 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是最小和最稳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而质子和中子由三个夸克构成。电子的质量为9.1091×10^(-31)千克,而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分别是电子的1836倍和1839倍。
  [12]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
  [1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14]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五个“朝代”。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专事写作。
  [15]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3页。
  [16]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7~218页。
  [17]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3页。
  [18]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国家“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可保卫的程度;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及其可达范围。详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9]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生于马其顿王国首都派拉城,曾师从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18岁随父出征,20岁继承王位。公元前327~前325年由波斯出发远征印度。
  [20] 1903年底英国打拉萨,终因无法抵御天寒被迫于次年9月撤回印度。
  [21] 大流士一世,波斯帝国君主(前522~前486年)。于前492年派兵入侵希腊,途中大部分舰船毁于飓风,被迫折返。前490年再次兴兵从海上进攻希腊,在马拉松之战中被雅典军击败。
  [22] “武经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选编颁行的武学必读的七部兵书,它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
  [23]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24] 李安强主编:《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178页。
  [25]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4页。
  [26] 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2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2。
  [28] 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明太祖致书元顺帝:“胡无百年之运,能顺天道,归我中国,故上策也。”[明]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1页。
  [29] 《孟子·尽心上》:“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30]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31]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2页。
  [32] 黄土高原,是世界最大的黄土沉积区。位于中国中部偏北。北纬34°~40°,东经103°~114°。包括太行山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跨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河南省等省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海拔1 500米到2 000米。除少数石质山地外,高原上覆盖深厚的黄土层,黄土厚度在50~80米之间,最厚达150~180米。黄土高原矿产丰富,煤、石油、铝土储量大。
  [33] [清]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一。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9页。
  [34] 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35] 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页。
  [36] 司马迁:《史记》卷七《本纪第七·项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37]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38]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39]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40]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页。
  [41]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650页。
  [42] 张作霖本人早于1928年6月4日被日军在沈阳西面的皇姑屯炸死,此指张学良势力。
  [43]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44] 维特在回忆录中称:“既然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已把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部工程,即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国欧洲部分连接起来的任务托付给我了,所以在大臣中只有我才能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可以说,在这件事上,我要比别人更能起作用,对此事我最为操心,也最了解情况。”[俄]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45]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46]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页。
  [47]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8~59页。
  [48]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49]  诺门坎战役(又译“诺门罕战役”,或“哈拉哈河战役”)是1939年5~6月间日本与苏联为诺门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在远东发生的一场武装冲突。冲突结果以日本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
  [50]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51]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战略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编:《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页。
  [52] 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载《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战略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编:《安邦大略——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论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512页。
  [53] 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
  [54] 关陇集团,亦称关陇六镇集团或六镇胡汉关陇集团,陈寅恪所提出的学说,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陇和河东等地豪强地主的力量,在东、西魏的争夺战中,这些豪强地主都归附了宇文泰。为了把北方六镇武将和关陇豪族的力量统一起来,宇文泰组成了以八柱国为核心,以大将军、开府为主要成员,以府兵系统为基础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一般就称之为关陇集团。这是一个依靠武装力量建立起来、胡汉结合的集团。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初他们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其鼎盛时期在北周、隋,到武则天时期基本结束。
  [55] 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6] 邺城,古地名,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13公里的漳河北岸,距邯郸市40公里。始筑于春秋齐桓公时。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以此为都,北周时为杨坚焚毁。
  [57] 平城,今大同。
  [58]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魏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页。
  [5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60]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61] 司马迁:《史记》卷七《本纪第七·项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62] 顾祖禹(1631~1692年)字复初,江苏无锡人,居常熟,顾柔谦之子。著有《读史方舆纪要》,着重考订古今郡、县的变迁,和推论山川关隘战守的利害,附图要览,共134卷。
  [63]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49页。
  [64] 《明皇祖训》《四库全书存目·史部二六四》,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68页。
  [65] 指四面平坦,无险可守,容易受攻击的地方。范晔:《后汉书·荀彧传》:“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
  [66]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象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67]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68]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69]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70]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4页。
  [71]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5页。
  [72]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4页。
  [73] [唐]杜牧:《樊川文集·第五·罪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74]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6页。
  [75]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76] 甸,田也。《礼制·王制》:“千里之内曰甸。”
  [77]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7页。
  [78]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79] 齐州,今山东济南市。
  [80] 阿,地名。即今山东省东阿镇。
  [81] 鄄,古地名,春秋卫邑。汉为鄄城县。在今山东省鄄城北旧城。
  [82]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9页。
  [83] 直隶,明称直隶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自永乐建都北京后,又称直隶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简称北直,相当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分地区;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简称南直,相当为今江苏、安徽两省。清初以南直隶为江南省,以北直隶为直隶省,辖境依旧。
  [84]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6页。
  [85]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6页。
  [86]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9页。
  [87] 建康,即今南京。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先后在此建都,六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名金陵。秦置县,名秣陵。东汉建安十七年,孙权在此筑石头城,改称建业。西晋统一,仍名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另置建邺县。后避愍帝司马邺讳更名建康。东晋南朝相承不改。
  [88]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8页。
  [89]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7页。
  [90]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91]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 淮海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92] 转引自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9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93] 转引自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9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94]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守淮第五》,《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95] 费正清、费维恺著,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页。
  [96]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4页。
  [97] 参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98]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国语·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3页。
  [99] 关中,秦汉唐等定都长安的王朝,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称关中。泛指自关以西战国末秦故地,有时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巴蜀一带。
  [100] 关东,秦汉唐等定都长安的王朝,均以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以西关中。明清时称今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为关东。
  [101] 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102] 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51页。
  [103] 转引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104] 并州,古州名。相传禹治洪水,划分域内为九州。据《周礼》、《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并州为九州之一。其地约当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大同一带地区。亦为太原旧称。
  [105]  《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06]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107]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108] 《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杨广》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09] 《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杨广》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10] [唐]皮日休著:《汴河铭》,载《皮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111]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112] 参见葛胜全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3] 转引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14]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115] 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116] 汴水,此指京杭大运河。
  [117] [唐]皮日休著:《汴河铭》,载《皮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
  [118]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119] 剑阁,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
  [120] [唐]李白:《蜀道难》
  [121] 益州,今四川成都,蜀汉国都。
  [122] 1937年中央军入川后被迫迁往成都。
  [123] 陆大钺、唐润明编著:《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124] 李纲(1083~1140年),字伯纪,江苏无锡人,宋代抗金名臣。
  [125] [明]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李纲辅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2页。
  [126]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94页。
  [127]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97页。
  [128]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851页。
  [129]  [唐]李白:《蜀道难》
  [130]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131]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132]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13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页。
  [134]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惮远役,并怀扰忧。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134]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一·胡昭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135]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136]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137] “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2页。
  [138] 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319页。
  [139]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140]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141] 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
  [142]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十一·杨洪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34页。
  [143] 宋杰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
  [144] 曹操占领汉中后,司马懿和刘晔 主张乘胜入蜀,曹感慨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6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40页。
  [145] 张鲁,字公祺,东汉末群雄之一。割据汉中。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出兵汉中攻张鲁,张鲁败而降,曹操一改以往“攻城略地,动辄‘屠之’”的风格,假借天之子命,竟对来降张鲁及其五子和功曹阎圃等皆封以列侯,拜张鲁为镇南将军。
  [146] 西城,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陕西安康西北,西魏移至安康。
  [147] 上庸,古代地名。汉末至南朝梁有上庸郡,治所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148] 房陵,古县名。治所今湖北房县。东汉末为房陵郡治所,三国魏以后为新城郡治所。
  [149] 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樊城。
  [150]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十·刘封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4页。
  [151] 余明侠著:《诸葛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152] 吕思勉:《三国史话》风吹草动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页。
  [153] 夔门,又名瞿塘峡,雄踞长江三峡之首,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巫山县的大溪镇,全长8公里。在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中,它是最窄、距离最短的一个峡,瞿塘峡谷窄如走廊,两岸崖陡似城垣。
  [154] 崤函,函谷关东端为崤山,故称。
  [155]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156] 荆州,汉朝为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于湘鄂二省及豫桂黔粤一部分;汉末以后辖境渐小。东晋定治江陵(现属湖北),为当时及南朝长江中游重镇。
  [157] 宛,古时楚国地名,今河南南阳。
  [158] 洛,今洛阳,时为魏都。
  [159] 刘备三顾茅庐是建安十二年(207年),这一年诸葛亮27岁。
  [160] 毛泽东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 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据薄一波回忆:“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指定我把北戴河会 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薄一波接见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谈话记录》(1994 年 7 月 5 日)。
  [161] 庐州,隋置,治所在今合肥一带。
  [162]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72页。
  [163] 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164]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页。
  [165]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6页。
  [166]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笔者认为,文中的“权”字,如理解为“权变”而不是目前译家理解的权力,可能更符合全句的内容。
  [167] 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168] [宋]苏洵著:《权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169]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170] 商纣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一战,商亡。 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71]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的奉节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的宜昌的南津关。自西长江三峡向东主要有三个大的峡谷地段: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峡因而得名。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山峰一般高出江面1000~1500米。最窄处不足百米。三峡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壳不断上升,长江水强烈下切而形成。
  [172]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
  [173] 1949年10月1日,北平改称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中心,重庆、广州、南京、沈阳、鞍山、西安、抚顺、本溪、武汉被纳入中央直辖城市。
  [174] 公元755年,唐爆发了“安史之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于年底攻占东都洛阳,756年6月再陷潼关,危及长安,唐玄宗西逃并最终由马嵬驿南下逃到成都。而太子李亨则从马嵬驿率队伍北上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进入成都的玄宗如泥牛入海,只能被动地适应战局的变化,而北上的太子李亨部则反败为胜,迅速扭转战局并收复失地。
  [175]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176]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7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384页。
  [178]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17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180]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8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182]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是全省偏僻的地方。”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18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84] 懋功,旧县名,即今四川小金县。
  [185] 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86] 《应在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1936年6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187] 两河口,村名,位于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88] 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189]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19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191] 左路军,下辖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
  [192] 康泸天芦雅名邛大,指四川康定、泸定、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大邑。
  [193] 懋,指懋功。抚,指抚边,村名,位于今四川小金县北部。
  [194] 毛儿盖,村名,位于四川松潘县西部。
  [195] 磨西面,村名,位于四川泸定县南部。
  [196] 绥,指绥靖,旧县名,即今四川金川县。崇,指崇化,村名,位于四川金川县南部。
  [197] 卓克基,位于今四川马克康县南。
  [19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9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200] 《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
  [20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20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页。
  [203]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页。
  [20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205]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06]  毛泽东:《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
  [207] 毛泽东:《要很好地分析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1962年10月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208]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在北方一些地区要立足于顶住敌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同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北顶南放”。
  [209] 毛泽东:《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964年9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210] 川汉铁路是清朝末年计划建设的一条铁路线,最初计划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全长3000公里。此条线最终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铁路。
  [211]  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1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页。
  [212] [宋]苏洵著:《权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213] 湘黔铁路是连接湖南和贵州的重要干线铁路。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与德国签订修建湘黔铁路的借款协定,并进行初测,后因抗战爆发被迫中止。建国后,于1958 年至1960年曾两次复建又两度停工,1970年9月再次复工,1972年10月建成通车,前后历时37年。该路的建成增加了西南地区通往东部沿海地区的通道,缩短了云、贵、川三省到中南、华南、华东地区部分省市的距离。
  [214]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215]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5年6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页。
  [216]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217]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56页。
  [218]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8页。
  [219]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220]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3~2084页。
  [221] 陈光彦:《中国历史的地理枢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90页。
  [222] 施琅:《靖海纪事》,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台湾大通书局。
  [223] 日本海军曾将中国海南岛视为“第二个台湾”。参见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224]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225]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226]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227]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228]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229]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30] 双方约定:“一、英国约定不在是中长城以北,为自己或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二、俄国方面约定不在扬子江流域为自己或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全文参见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
  [231]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16页。
  [232] 沔,即沔水,古代通称汉水为沔水。据《水经注》,北源出自陕西留坝西一名沮水者为沔,西源出自今宁强北者为汉,二源合流后通称沔水或汉水。北源长而西源短,《汉书·地理志》:“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即以西源为正源;《说文》:“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则以北源为为正源,《水经》同,而都称西汉水(今嘉陵江及其上游西汉水)为汉。又沔水入江以后今湖北武汉市以下的长江,古人亦得通称沔水。故《水经》叙沔水下游一直到入海为止。《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233]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五·诸葛亮传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2页
  [234]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35] 武汉,是中部唯一的副省级城市。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跨江鼎立的格局,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首次将汉口、武昌、汉阳合并为京兆区,总称武汉,开三镇合并先河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暂由中央直辖,成为新中国新设立的首个直辖市。1954年6月19日,中央会议决定将武汉由中央直辖改为湖北省省会。
  [236] “武汉会战的战线之长,时间之久,兵员之多,规模之大,牺牲之重,是抗日战争中其他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在会战过程中,中国军队动员120多个师,约100万人,伤亡、散失约60万人。日军伤亡、失散、被俘人数20军,染病15万。以上数字,各家所说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是抗战以来,遭受损失、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役。”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37] 1938年6月蒋介石在给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的电文中作出批示:“为了阻敌西犯,确保武汉,依据冯副委员长建议,决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该军担任赵口之决口,限两日内完成。”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238] 美国国务院编,张玮英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239]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7页。
  [240]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
  [241] 饶胜文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
  [242] “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是清朝康熙年间平西、靖南、平南三藩王发动的叛乱。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康熙二十年(1681年),这场历时8年,蔓延10省的三藩之乱才平定下来。
  [243] 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199页。
  [244] 1949年3月22日,蒋介石在奉化约见宋希濂、关麟征等作军事布署,蒋对关麟征说:“如果谈不成,共军必然过江,今后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6月21日上午蒋介石在福州南郊机场召开临时军事会议,会上表示: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他说:“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参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37~138页。
  8月,蒋介石携蒋经国从广州飞抵西南重庆27日,约宋希濂等听取其对川、鄂、湘军事报告。2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四川地广人众物丰,为我国西南之重镇。而西南各省,又为我抗日战争时期之最后基地;没有西南,抗战不会成功的。因为西南各省关系重大,所以,父亲对于川、滇问题的处理,亦特别重视与审慎。”9月6日,将蒋经国写道“此时云南问题乃国家存亡,革命成败之最后关键”。12月7日,蒋介石在重庆约张丘军、阎百川面谈,“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此时胡宗南部队已翻山越岭,跋涉长途,转到成都平原。”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228页。
  [245] 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246] [明]陈建:《建都论》,载陈子壮撰:《昭代经济言·卷九》商务印书館1936年版,第194页。
  [247]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48]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五胡乱华”时期。
  [249]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3页。
  [250]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2页。
  [251] 《史记?卷四?周本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52] 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死后原庙号为“太宗”,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253]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04页。
  [254]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255] 定军山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南5公里,三国时期古战场,有“得定军山则得汉中,得汉中则定天下”之美誉。定军山以三国时蜀汉大将黄忠于汉中之战击毙曹魏大将夏侯渊闻名。根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所以定军山建有武侯墓。黄忠病逝之后也葬于定军山下,在清代由刘源迁葬成都鸡矢树。
  [25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257] 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现存的长城遗迹主要为始建于14世纪的明长城,它东起横贯辽宁东虎山,经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至甘肃嘉峪关。全长8851.8公里,平均高6至7米、宽4至5米。
  [258] 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259] 《史记》卷四《周本记》,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260]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24页。
  [26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262] [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263]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264]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观衅第三》,《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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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0 09:56:55 | 显示全部楼层
2049:中国海洋安全战略

2013-09-10


  A. 保障国家海权的战略力量
  海权是有联合国公约保障的主权国家合法的海洋权利。现代主权是隶属于法权的概念,海权与主权的一致性决定了海权是每一个国家,而不仅仅是霸权国家拥有的权利。将海洋权利纳入中国海权理论,是对西方海权理论的突破。中国海军是保障国家海权即海洋合法权利的战略力量。我们将海权纳入“权利”范畴,不仅赋予中国海权在国际法中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同时也使当代中国海权理论与霸权主义的海权理论发生了本质的区别。
  推进中国海权建设是中国对国际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中国为世界做了巨大的贡献,比如我们给世界提供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和廉价产品,拉动了世界经济规模,同时我们也就应当在世界能源分配体制中拥有稳定地获得相应配额的权利。在这方面光靠耍嘴皮子不行,还得有枪杆子,就当下中国安全环境的压力而言,这就是中国人民海军。
  确切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并不是一个兵种,它是上至外空下至深海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向海洋的延伸。所以我们对中国海军大发展的要求,并不能理解为是海军的事,它是中国国家战略力量向海洋推进的大事业。当代海军,其实就是由陆、海、空作战力量,从外空到低空、从浅海到深海,以及整个信息网络技术体系所构成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从陆地向海上的外推。正如一艘航空母舰,如下面没有潜艇,上面没有外空卫星技术及空中预警技术作战体系的配合就没意义。现代航空母舰不过是从外空到深海大立体作战体系的一个作战平台,而海军只是在海洋上使用这些平台的武装力量。
  B. 海洋安全战略的近远目标
  如果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限制在21世纪的上半叶,鉴于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起步较晚、台海尚未统一的特殊背景,我们对中国未来五十年的海洋安全战略所能够作用的空间不可能设计过大,而只能集中于亚洲太平洋地区。
  目标取决于安全威胁方向。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临的较紧迫的安全危险主要集中在东海。中国东部海区的主要矛盾决定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任务,战略任务决定战略布局。在这诸多矛盾中,牵引我们今天东海战略布局的是台海统一任务。
  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海洋方向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不管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还是必要性来说,台海统一是中国21世纪上半叶海洋安全战略时不我待的近期目标;维护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洋“安全边界”,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远期目标。而台海统一反映的是中国核心利益,因而完成海峡两岸的中国统一也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环节。
  国家防务具有保卫国家“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两重任务。“边界安全”即主权安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东部安全边界并不以大陆沿海为准,而应当以台湾东部沿海为准。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海洋战略不能回避的目标,但目前中国离“边界安全”目标的完全实现,还有相当距离。“安全边界”即利益安全,利益走向哪里,我们的安全边界就走向哪里。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达60%以上,海外利益要靠我们的海军维护,但目前我国的海军力量远远不足以完成保卫中国在海外利益的任务。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需以非常规方式推进中国海上力量的建设。
  C. 俄美是中国亚太利益拓展的攸关方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确立这样的战略目标是否合理?是否能实现?笔者以为,在21世纪前半叶内中国台海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边界安全的向东推进是能够实现的。
  战略设计合理性的重要前提是知己知彼。知道了本国的战略需求的同时,也要知道与我们需求目标相关的大国的战略利益需求。在未来五十年,可以左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除中国外,就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美国和世界上最强的陆权国家俄国。目前世界上只有俄、美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是世界性的。
  从全球视野观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核心利益在于印度洋,而从北美西海岸到马六甲海峡的通往印度洋的亚太地区海上交通线,则是其实现核心利益的关键利益。对俄罗斯来说,通往印度洋的中亚通道是其全球战略利益的核心利益,而从俄国本土通往其他大洋出海口的陆上交通线,则是其实现其核心利益的关键利益。
  俄、美是中国在亚太利益拓展不能回避的利益攸关方,而俄罗斯和美国两方的利益拓展能力极限外的空间,则是中国利益生存和拓展的空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影响力就在周边地区迅速伸展,中国的力量并没有作用于海陆权霸主国家的关键利益线,而是在这些国家与中国接壤的北部地区得到适度且成功显示。这说明,中国力量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在南北两向的接近美国和俄罗斯关键利益线上——这里是中国力量伸展的极限区域——外推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在美俄大国非关键利益线的空间内,也就是东西两向,特别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东部海区的外推空间还是有相当的余地。假定中国、美国、俄罗斯的国力不变,与他们的关键利益线离得越远的地方,中国国力伸展的空间就越大。其间,因美国、俄罗斯在不同时期的国力变化,中国利益的拓展空间也有相对变化,但在中国国力(有效战略博弈能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力)没有超过美国和俄罗斯之前,不会有绝对变化。
  近代以来,中国版图受到损失的原因主要来自南北的海陆大国挤压而不主要来自东西挤压。而中国能够保留下来的版图基本都保持在陆权和海权霸权国家,即俄罗斯和英美国家的关键利益线之外。西方霸权国家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彻底分裂中国版图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能够成功反制西方干涉的地区均在西方干涉国的关键利益区域和国力极限之外。理解这一点,对谋划中国本世纪前半叶的海洋安全战略是重要的。
  在中、美、俄三国力量间多为中小国家,由于他们力量有限,更由于它们在地缘政治上处于相互制衡的破碎地带,因此,两面下注是它们的外交传统。与中国接壤的半岛国家,对华外交的依赖比重较大些,但由于它们两面受制,它们既不能形成对中国的绝对依赖,也不能长期与中国绝对闹僵。因为这些国家近代以来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海上,而对海上的抵御则需要“大后方”中国的依托。至于完全漂在海上的中南太平洋岛国,出于生存的考虑则更侧重于对海权大国的依赖。
  必须说明的是,南中国海区国家的上述两面性生存的“中立”特点,既是这些国家自存的前提,也是亚太大国和平共处的前提。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美国曾侵略这些国家,破坏了这些国家的“中立”特性,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的拼死抵抗,最终导致日本、美国因亚太地区的对抗力量大幅增加而失败。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在21世纪的整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西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破坏南中国海区域的国家独立性是中国实现21世纪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前提和保证。对于这一点,毛泽东、邓小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D. 中国在亚太利益拓展的极限边界
  战略目标成功与否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合大于第三边”的原理,也就是说,战略目标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其抗力即与其他大国利益沖突的程度。如果这个目标与一个大国的核心利益沖突,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已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核心利益同时发生沖突,那这个战略目标就绝无实现的可能。
  历史经验告诫中国,未来中国永远不能将自己的战略目标定在与一个以上的亚太大国核心利益相矛盾的线路上。具体说来就是,印度洋是美俄核心利益冲突区,因此,在通往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利益拓展,中国当持谨慎态度,不能外推过远。这方面,毛泽东在1962年对印自卫反去战中给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这一仗,毛泽东高调但打得不远,稍纵即逝的战机与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使美苏无暇东顾。中国在东南方向,尤其是在台海一线的中国力量外推和利益拓展无疑会得到俄罗斯的支持,而在东北面和西北面适度的扩展,美国不会有太多的异议。因此,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一般而言,中国在俄罗斯、美国之间总会有一个盟友。这一条件使得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胜利。
  上述俄、美两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线和关键利益线织成的力学结构,规定了中国在亚太利益拓展的极限边界:即美俄的力量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极限边界以内的地方,就是中国未来力量伸展绝要避免大规模直接冲突的地方;同理,在俄、美有效力量的极限边界外,中国都会有很强的控制力。
  E. 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是台海统一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同样证明:在中国目前已保存的扁长型力量伸缩空间内,所有分裂中国的活动都没有成功的可能。那么,在21世纪上半叶,甚至是在更短的二三十年内,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是否可行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的背后是中美在西太平洋上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正在经历着新的崛起,中国的海权诉求已经刻不容缓地提上日程。而解决台湾问题迫切性——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已不仅仅是实现中国主权统一问题,更重要的,台湾问题已是实现中国海权绕不过去的坎。
  “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是中国中央政府对“台独”势力有足够的军事威慑力量,而威摄的前提又是这些军事力量能够有效的发挥。目前“台独”势力担心的并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前提。因为第二个前提牵涉到中国在西太地区与其他国家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博弈的结果。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结果必然是积极的。这不仅因为台湾地区处于上述中国反分裂力量可以发生积极作用的空间范围之内,也不仅因为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已大为提升,而是由于台湾不在美国必须誓死防务的从美国西海岸经关岛到马六甲海峡的关键利益线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确实曾想固守“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琉球群岛——台湾和菲律宾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线以阻止中国东进太平洋,而台湾则是这条线关键环节。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认识到其无力守住这条与中国过近的海上链条。此后,美国就部分地抛弃台湾,提升日本在亚洲的军亊作用,将西太平洋的防务资源收缩到关岛——菲律宾——马六甲关键利益线上。此后,台湾就成了美国西太关键利益线“辅路”上的“编外人员”,而中国则成了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攸关者”。
  2001年小布什上台便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但到后期他很快转向与中国在“反恐”中合作。美国加图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卡彭特在2005年10月出版了一本《即将来临的美国为台湾与中国的战争》,作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印证了上述判断。他在全书结尾时建议美国政府: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承认,即台湾是美国的一种有限的或“边缘性”利益,而非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对于冒步入战争之险而去保卫台湾……总统应宣称,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我们无意支持或反对台湾的独立。同时,我们不应承担任何义务,去保卫一个(事实上或法理上)独立的台湾。
  说了这么一大段,绕了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一句话:让台湾问题自生自灭!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机遇不是天上掉下的,而是中国人民通过斗争赢得的。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有远比台湾重要得多的战略需求。美国对台政策基本目的是让台湾阻挡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时间越久越好,而不是要台湾实现完全彻底的独立。因此,如果需要,抛弃非关键利益线上的台湾,对于美国人来说,做起来既不是太难也不会太难为情。
  F. 实现海洋安全战略的有利机遇
  尽管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海洋安全形势,但在国际形势中同样存在着相当有利的机遇。
  第一,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俄罗斯会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和相应的行动,这样有利于将美国的力量牵制在欧亚大陆的东南面,以缓解它面临的自欧洲北约东扩的压力。印度对印度洋安全利益的需求,使俄国、中国、印度三国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形成一个拱形防御弧,这有利于将西方压力有力地阻挡在遥远的海上。反之,如果问题在东北亚,俄国的态度就会与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十分不同,而美国则会找到1972年的感觉。
  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自卫反击战打破了中南半岛区域大国将印支三国整合为一个政治邦联体的企图。不然,目前位于南中国海所有国家间的战略平衡就会被破坏,不仅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甚至马六甲海峡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稳定形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也会大幅度增加。
  第三,作为在雅尔塔体系中是中国的朋友,在台湾问题上又是中国对手的美国,在21世纪初犯下了战略目标过大,并因此造成国力严重透支的失误。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是苏联解体使美国战略学界产生了狂妄自大的情绪。小布什“敢为天下先”,同时宣布以七个“邪恶轴心”为敌,这样的国家外交在历史上鲜有发生。近代史表明,印度洋是世界一流强国的战略力量伸展的极限所在。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仅在科威特发动极有限的攻势,因而赢得胜利;小布什则借“九一一”从印度洋向中亚发起连续攻势,结果输得精光。
  在21世纪上半叶,乃至近二三十年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相应海洋战略目标就是台海统一,对这个目标最为敏感的是日本。但日本目前在东亚政治崛起的条件尚未成熟。今天东海的战略态势已与当年甲午海战时大为不同,在中远程导弹和潜艇技术发达的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洋技术使用效果在靠近中国大陆的海面上受到了相当制约,日本的海战能力也会随其近陆程度递减。
  G. 东海问题的实质是台湾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会发现,日本将是中国台海统一的最近也是最现实的障碍,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日本要想成为亚洲政治大国,仅凭经济崛起是不行的,在地缘政治上它一定要图谋台湾;控制台湾的目标产生的基本逻辑就是:围绕台湾西、东、南,日本必须控制中国东南沿海,控制北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20世纪40年代的太平洋战争就是在此逻辑下推演出来的必然结果。
  从1972年迄今已40多年,日本对台湾不仅从未死心,其觊觎之情反而日益强烈。30多年来日本坚持不承认而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表明,与美国对台湾政策相比,中国与日本在东海有着绝对不可调和的、事关亚洲战后和平体系即雅尔塔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中日间的东海问题,并不是什么石油问题,实质是台湾问题。邓小平曾对美国人说“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
  我们确定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确定了中国近二三十年中国海权的力量布局。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如果我们以台湾北南划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即渤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是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敗北洋水师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一海域敲定。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与19世纪70~90年代历史的重演,即中国东海制海权的丧失。
  H. 小结
  至此,我们已完成了建立21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原则和条件的讨论,要点总结如下:
  (1)中国现代化进程已不容我们忽视海权,这是国际海洋法賦予中国合法海洋权利;不容我们忽视制海权,这是中国实现国际海洋法赋予中国的合法海洋权利的必要手段。
  (2)实现中国海权和制海权目标的关键环节是中国台海统一。
  (3)目标决定对手:中国实现制海权的战略压力来自美国,但在实现台海统一进程中的直接障碍将来自日本。对中国制海权适度东进的接受程度美国高过日本。因此,在中国实现台海统一目标上,美国是主要矛盾,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19世纪90年代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举确定了与中国的关系后,美日在西北太平洋的关系也就大体确定。只是当日本1940年大举南下时,美日矛盾才日渐激化。在今后,只有日本承认了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立场,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阻力才会相应缓解。中日关系的最终定位是中美关系最终定位的前提。
  (4)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东海形势,千变万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日本不明确承认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之前,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就难有实质性的成效。对此,我们当有预案。
  (转自《中国国防报》2013年8月第7日 第10.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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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3 10:59:33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

2013-09-13

                                               ——兼谈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后外交走向


  [内容简介]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尼克松更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使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脱离了国民劳动,并直接转换成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迫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但瞬间剧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力量。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殖民地”现象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扩展,是当代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重要表现。
  [美键词]美国、政治结构、外交、半殖民地
  [作者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191)
  [发表刊物]《国际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2013年第3期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等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 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的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 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国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遇,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做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为所谓的“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随后,美苏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二战后期,美苏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分割世界,最终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欧洲打仗,我卖军火:“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 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二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 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且不能停止的战争。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乃至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它前面的就是“财政悬崖”——由此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 ,以及在二战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
  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 。而对于那些试图停止战争从而使国家摆脱军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总统(如肯尼迪)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换掉。他们知道,民生工业在和平时期只会有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而非军工复合体的成长;一旦美利坚民族有了日益壮大的民族工业,就会有自己的财政来源继而有国家可以控制的银行,这样白宫与华尔街的地位就会发生翻转。这是华尔街国际资本财团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避免这样结局的方式只有不断制造战争。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列宁一针见血,他说:“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当年的英国,这样的霸权还是压迫民族的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 ,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如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 ,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 。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 。结果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屡败屡战,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20世纪80年代,凯南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 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需要战争以支撑其赢利。为了战争,他们需要理由:于是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 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鲜或越南撤军的总统或暗杀或缩短任期。这时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盈利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自从古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学者梁亚滨指出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美元。”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 。1977年10月,“欧佩克”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世界当时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的暴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 。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严重在几十年间迅速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靠国民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对外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当然也同比地加重了美国国民的负担,同时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这最终保证华尔街国际资本在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国际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利坚民族并使其成为华尔街牟利的工具。这时的“爱国”就成为美国国民日益听不懂的词汇。
  现在看来,今天的华尔街财团就是被曾寄生于欧洲并被欧洲各国驱逐到北美,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彻底转变为寄生于美国体内且尾大不掉的癌变力量。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军火和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尼克松之后,其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由此强迫国际社会维持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劳动而是打仗,“美国制造”不再是民主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美国前议员戴维?A?斯托克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六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
  这说明,以大量美国国民生命为代价、用战争维持的石油美元虽然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也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力量。美国国民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利坚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 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国际资本控制的国家。目前象美国这样半独立的国家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一般说来,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在外交上不会成为头脑清楚的民族。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而美利坚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自由的民族。
  二战前的美利坚民族是被欧洲压迫的民族,这一时期尤其是华盛顿、林肯及两位罗斯福总统 时的美国外交,站在民族主义立场看真是精采纷呈,可圈可点;二战后美国则转化为压迫民族,其外交的亮点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则日益惨淡,若从国际资本标榜的“全球化”视角看则大可让一些人“仰望星空”。与英国的称霸经验不同,英国大不列颠民族是以压迫民族的身份称霸世界的,而美利坚民族则是作为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来称霸世界的;也就是说,当美利坚民族在二战后转化为压迫民族的同时它自身又受到华尔街国际金融财团压迫。这真是既辩证又讽刺:这时横行世界的美国已失去民族独立的性质,其外交成了在“美国”幌子下为华尔街财团牟利的工具——这就可解释二战前美国外交充满战略智慧而在战后挫折连连却又屡败屡战的原因。
  二战期间罗斯福很明智地与斯大林联手在打败希特勒目标之下也附加了取代英帝国、解除欧洲世界霸权的目标。达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坚持的意大利,其目的就是由苏军来解放东欧。东欧解放后,东欧这头“奶牛”就让给斯大林牵走了。失去东欧,欧洲也就从内核圈内被击垮并由此去势。接着美苏再次联手将目标瞄向喂养欧洲的后排“奶牛”即非洲殖民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美苏又趁机把英、法从埃及赶走,美国牵走非洲这头“奶牛”。失去东欧、再失去非洲,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寿终正寝。
  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推向世界霸权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总统任期内对美利坚民族所做的贡献令美国人在什么时候都引以为豪。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能够如此挥洒自如并大获成功的原因,还在于这时的美利坚民族还处在被欧洲压迫的地位,它还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以及被欧洲驱赶到美国的华尔街国际财团对欧洲旧恨未消,因而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在反欧问题上尚能结成暂时的同盟。希特勒在打倒英帝国的同时也在欧洲扫荡了以犹太人为经营主体的国际财团,这就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尤其是其中的美国送去迫切需要的国际资本。美利坚民族以博大胸怀接纳这些来自欧洲的“破落户”,后者也以其财富和才智帮助美国及其盟国击败法西斯,由此带来的辩证结果便是,在美国取代欧洲后他们也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且反客为主,并很快成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
  在此,值得研究的并不是白宫或华尔街谁可以统治美国,而是谁可以代表美利坚民族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些扎根于美国的国际财团对于美国并没有因在美国“子食汉禄三世” 而有回报国家的认识。如果我们看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并了解其中三个人物即中国人王启明、美国人大卫和华尔街国际销售商安东尼之间关系,以及安东尼在王启明和大卫激烈竞争中牟利的生存方式,就不难认识华尔街反对各国民族主义却不在意民族冲突和国家间战争的原因;也不难认识到今天的华尔街国际资本为什么如此超负荷地奴役美利坚民族,在美国已精疲力竭时还逼着美国起衅战争的原因。对华尔街来说,民族国家将来反正都要消失或被消灭的。
  有人会问:这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一样吗?恰恰相反,马恩强调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工具。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至于国家消亡,他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关于国家消亡的形式,恩格斯特别强调:“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马克思在国家消亡后最终要实现的是全世界自由劳动者组织即“自由人联合体”,而国际资本最终要实现的却是资本和资本家精英们统治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更是告诉世界工人阶级,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为此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19世纪初,为了消除政教二元冲突,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 在二百多年过去的今天,“神”还在地上行进,但它——至少在美国——已不是国家而是国际资本及其华尔街金融组织。华尔街国际资本是靠寄生在国家肌体上吸吮“血液”即金融而生存的,它并不在意国家“躯体”的民族特性——更不在意其所依附的组织是否叫“共济会”或其他名称,因而将来它也不会珍惜反而会在美利坚民族被榨干后抛弃美国继而抛弃美元并转身寄生到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肌体之中。何新先生揭示,现代共济会不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组织,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中枢” 。这个“核心中枢”,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依附的外壳或载体,“这里涉及到的人”,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由此推论,共济会不过是全球资本“人格化”的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如果仅仅消除了共济会,那国际资本还会找到其他组织形式继续存在和滋生。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个“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成立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直截了当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由此也就可明白,目前损害人类利益的是私有制及建立其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损害美国民族利益的目前则是国际资本而非民族资本,共济会只不过是国际资本需要借助且可以更换的一种牟利的寄生形式而已。我们研究的目光既要高度凝聚于目前国际资本正在借助的“共济会”等组织形式,又不能忽视其后的本质。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得筌而忘鱼,为了搞清某种组织形式的细节反而忘记了斗争大方向,这样不仅扩大了我们的打击面,而且还会空耗我们许多精力。
  在美国步入霸权大国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和华尔街的利益开始分道扬镳,美国自身开始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华尔街转而将支持的目光投向“欧洲的复兴”。狡兔三窟,长期游荡在国家之间的资本开始为美国之后的下一个寄生体做准备——当然,欧洲的衰变也让华尔街看到了机会。
  三、从远东到中东:美国国力因反复透支出现严重“肾虚”
  早在美国崛起之初,欧洲就有了“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的考虑并得到共济会的支持。1891年,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其确立的宗旨为:“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二战后欧洲人深刻反思了内部长期分裂导致其失去世界霸权的原因。感受最深的是丘吉尔。此前,他不理解张伯伦对希特勒德国绥靖政策的深意 ,欧洲在“兄弟阋墙”的两次大战中倒掉后,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决心为英国皇室挽狂澜于既倒。1946年3月他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如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带动下为恢复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欧洲历史学家汤因比更是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但丘吉尔知道恢复欧洲世界霸权不能用与美国对抗而只能用附和的方式,他因此在铁幕演说中说,“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 ,意即我们就是美国的公民,我们是你美国的坚定支持者,我们欧洲在后面跟着你美国干。欧洲人很快为美国捧出一个很不靠谱的“战略家”,他就是被捧为“遏制战略之父”的乔治?凯南。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凯南通过明码电报(这显然是在有意刺激苏联),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深入分析苏联内外政策,提出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当月出版的《外交》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此建议被美国政府所采纳。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随后英国人又为美国推出一个更不靠谱的麦卡锡 。凯南的顶层设计在前,麦卡锡咄咄威逼在后,1950年把美国推送到朝鲜,1964年又将美国赶到越南,由此美国元气大挫。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后悔不迭,他说:“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
  1953年正在经历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发现了问题,他们推选出与罗斯福一样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1953~1961年)上台,艾氏认识到美国已有“大权旁落”于“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他果断地终止朝鲜战争并缓和与苏联的冷战。他恢复罗斯福路线:再次联手苏联,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将英法赶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就失去了非洲,自此欧洲霸权彻底从世界范围退出。
  不幸的是,进入冷静阶段的美国外交恰遇不懂历史且喜欢冲动的赫鲁晓夫,而美利坚民族又同样是一个情绪化民族。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古巴导弹危机”惹怒美国。美国人被华尔街煽起后便挥师来到越南战场,其结果比朝鲜战争打得时间更长,败得更惨,国力透支得更为严重。
  与艾森豪威尔一样,尼克松在任(1969~1974年)内也看出欧洲利用美苏冲突削弱美国的意图。为了恢复美利坚民族的元气——这与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冲突,尼克松与中国握手并果断地从越南撤军。但就为了这一小小的要求,尼克松给华尔街以天大的补偿。在尼克松之前,支撑华尔街金融力量主要是军火集团。尼克松上任后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让美元与石油挂钩。这样美元就增加了另一支柱,这就是世界石油。尼克松看到了石油中潜藏着巨大的交换价值。他说:“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现在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但保证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必须进行持续不断而且必须胜利的战争。石油美元使华尔街不再依靠美国的国民生产;而实体经济不振的美国国民和没有独立财源的白宫却离不开华尔街。可怜的美利坚民族与当年罗马人一样——用凯南的话形容——已“变成随军谋生的一大帮子流浪者,就象前几个世纪在欧洲尾随军队蹒跚的那些无业游民那样,指望在衣食相对富足的部队后面捡点儿洋落儿” 。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理解了尼克松让美元脱离金本位转为石油美元的背景,也就理解了为何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及美苏争夺的重心日益向中东集中。
  尼克松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完成了美元本位从黄金至石油的置换任务后便因“水门事件”而提前下台。接着,便是尼克松以巨大代价为美利坚民族换来的不到十年的休整期。后来的杰拉尔德?福特(1974~1977年)和吉米?卡特(1977~1981年)两位总统,对苏联基本采取缓和政策。卡特与苏联缓和的同时也与中国建交。但与有意结束越战的肯尼迪不幸遇上一个爱冲动和爱放狠话的赫鲁晓夫并由此造成两国关系迅速交恶的形势相似,这时的美国虽有缓和的愿望,却阴差阳错地遇上更不冷静且话硬手狠的勃列日涅夫。勃氏对美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莽撞使卡特对苏缓和政策受到激烈的批评。美国史学家孔华润写道,“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  。当时苏联攻势不知节制,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孔华润说:“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 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1981~1989年)所代替,里根政府的强势外交政策扭转了美国的颓势。
  现在回想起来,勃列日涅夫的对美政策确实打到美国的“七寸”即石油控制权上,也正因此造成了美国对苏联有史以来最直接也是最强烈的反弹,以至美国为击垮苏联而放弃与苏联建立的战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美国转而扶持和联手欧洲对付苏联。事情的切入口就是“波兰事件”。与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美国不介入的政策不同,1980年的波兰事件中美国真正插手波兰,利用天主教的力量,整体性地拉动东欧国家的反苏情绪,最终促成苏联的逐渐“改革”和最终解体。勃氏反美不知轻重,硬将美国打出由美苏共同支撑的欧洲雅尔塔体系,至使苏联继而美国因独木难支而坍塌。有鉴于此,2011年6月2日,美国防长盖茨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专机上,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 前半句话的有效性盖茨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意在提醒中国外交不要重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不给对手退缩留有余地的失误。
  苏联解体后,欧洲和美国的日子特别好过。它不仅控制着中东石油,同时苏联解体也向美国和欧洲流失出相当的战略资源和大量浮财。东欧再次成为欧洲的“奶牛”,为欧洲的复兴提供“原始积累”,苏联让出的战略资产和财富也养肥了美国。老布什开启海湾战争与苏联解体前后相随,这两件事为美国军工、能源及建立其上的金融集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由此造成了从老布什(1989~1993年)至克林顿(1993~2001年)的十年黄金时期,此间美国似乎成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到了21世纪初,苏联解体给西方带来的红利因普京上台和欧元出现而大幅缩水,美国危机随之加速扩大。小布什开启的阿富汗战争与欧元的出台也前后相随,这时的美国已感到了美元的危机。因为中东出现了以欧元结算石油交易的苗头,2000年伊拉克宣布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改用欧元结算 ,这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再次触动了美国的“七寸”,由此引发小布什利用“九一一”事件,挥师阿富汗继而发动伊拉克战争。
  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置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96%左右 ,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返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如此恶性循环,至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美利坚民族有自己的货币即美元,却没有独立支撑美元的民族产业,也没有独立的国家银行。其造成的恶果是:美利坚民族因反复透支导致“肾虚”,它只能按华尔街的旨意超负荷干重活以从华尔街国际资本那里乞讨点财政补贴。
  现在治愈美国“肾虚”重病的有效“药方”是“迈开腿、管住嘴”,即对内加强民族产业,对外少搞侵略扩张。最近美国总统说要再工业化也即此意。美利坚民族若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就会有自己国家控制的银行和国家独立的财政来源,如此就可摆脱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控制,但这是华尔街不允许的。正因此,华尔街国际资本势力不仅反对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前阵华尔街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说:“在民族主义主导的舆论氛围中,美中两国不可能合作。” 这话正确的解读是:在民族主义主导的舆论氛围中,美中两国人民不可能与华尔街合作。华尔街国际资本若遇上以美利坚民族的利益为优先的总统,轻则就会立即将他推向“财政悬崖”;若再不悬崖勒马,其下场不会比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更好 。
  现在经常有人批评美国,其实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已认识到目下的美国已不是美利坚民族的而是华尔街国际资本的牟利工具。白宫已不能代表而最多只能兼顾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它在主权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其核心部门比如金融、财政、外交等却被代表国际资本的华尔街势力所操纵。从外部说,美利坚民族已经变为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民族;从内部说,与美国初期不同,这时美利坚民族已与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利益尖锐对立且不可调和了,目前美国人民的抗议声浪日益向华尔街国际资本集中。
  有人会问,难道美国华尔街会牺牲美国?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述,共济会的目的就是要在资本权杖下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统一。他们也曾参与并支持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冲突,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民族国家而是为了最终让民族国家屈服于国际资本并由此消灭之——目前欧洲希腊、塞浦路斯等欧洲小国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这场历史大剧的序曲。2013年4月2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如果欧元区真有诚意克服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并重新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员国就必须为在欧盟宪法框架内向欧盟机构让渡部分相关领域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权做好准备。”默克尔强调,欧盟各国不应只是在面对危机时才寻求团结,压力缓解时便各行其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最高机构需要在某些领域被赋予强有力的最终话语权,否则欧洲一体化建设将缺乏根基。 2002年8月11日,《美国年鉴》发表记者威廉?香农写的题为《毁灭美国计划大揭秘》文章直称:“彼尔德伯格正在追求一个后自然主义时代,那时将没有国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区,全世界共同拥有一种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全球经济、单一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是选择而不选举出来的)和共同的信仰。为了确保实现这几个目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致力于更先进的技术方法,很少考虑大众的想法。” 国家主权对目前的国际资本而言,只是它通向统治全球目标道路上必须利用同时又必须不断离弃的台阶。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华尔街不会在意美国,在将美利坚民族榨干之前,它会准备好新的国家附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财团借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携带巨资大批重返欧洲——也可能还有一部分来中国“探路”。
  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领”运动后,美国出现了更具破坏性且愈演愈烈的“枪击案件” 和正在一些州涌动着的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情绪 :前者如果枪口一转就意味着社会革命,革命的对象不会是白宫而一定是华尔街;后者则意味着美国的分裂,美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华尔街的而是代表其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四、“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宣布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 ,2010年3月26日发生的“天安舰”事件为美国“战略东移”的启动提供契机。
  但是,希拉里的“战略东移”政策并不表明美国外交转向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的战略收缩,恰恰相反,它是一项单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牟利的外交选择。这时的美国已不同于尼克松时期,它已更深地陷在“半殖民地”泥泞中不能自拔,因而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只要戴上“华尔街”视镜,那些不符合美利坚民族利益却还要大力推行的外交政策——比如希拉里作出的“战略东移”选择——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19世纪中叶,英国打败中国和印度致使中印巨额财富流向并拯救陷入危机的欧洲并由此造成所谓欧洲的“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末,苏联解体美国和欧洲再次释放浮财造成了西方世界的狂欢盛宴。21世纪初西方世界再次陷入危机,美国的目标再次瞄向已很有“小康”气象的中国。
  2008年起,美国出现次贷危机的本质是其在中东由军事失败而导致的政治失控及随之出现的伊朗、俄罗斯做出的减少美元结算石油的结果。美国经济问题不是生产而是金融即美元问题。货币总要有物质支撑,对美元来说,因为美国自己已失去实体生产及相应的民族工业能力,如果失去中东从而失去石油支撑,它就得另寻一笔类似苏联解体而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以垫底。以美国白宫官僚买办们以往的经验,这笔浮财只可能来自中国——19世纪中叶清王朝和印度帝国被欧洲列强击垮后释放出的浮财曾挽救了欧洲的政治危机并在欧洲造成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1837~1901年)。由此便有了希拉里“战略东移”的政策。但希拉里也面临着巨大风险,由于中东失控,历史留给美元的时间非常有限,华尔街留给她兑现承诺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如果在短期内不能——当然最好以“茉莉花”手段——搞垮中国,那“战略东移”就只能是希拉里的一场短暂的春梦。
  “天安舰”事件前后,希拉里青睐的“茉莉花革命”在北非势如破竹,可在东亚却碰上中国这块“硬骨头”。美国在东海举行了一连串军演,希拉里也焦急且一厢情愿地翘盼中国“一枝‘茉莉’出墙来”。几年下来,结果却让她气急败坏:除过了一阵嘴瘾——其话语很有些失态 ——外,希拉里一无所获。中国挺了过来了,可美元却撑不住了,随之而来的是希拉里下台。希拉里下台意味着她极力推行的“战略东移”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不达标,自然就要走人,这样的结局在美国历届政府中还不是最坏的。
  了解了上述美国政治结构,也就清楚了美国“战略东移”的本质从而可以预判美国今后外交走向。目前美国还没有完全放弃“战略东移”外交 ,因为华尔街财阀们还指望中国发生他们希望的政治变化。但中共十八大后,他们也感到中国的发展离他们希望的前景日显南辕北辙;其间中国显示出的政治稳定性更让他们沮丧。前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在美国某智库发表讲话称“转向亚太”是奥巴马最后悔的用词,甚至传出今年奥巴马将叫停“转向亚太”战略 ;也有人认为奥巴马第二任外交将实行“战略再平衡”政策。什么叫“再平衡”,说白了就是不让支撑美元的支柱失衡。如果近期来自中国的(苏联式)“浮财”无望,美国只能经过若干次摇摆后重返中东。最近美国跟塔利班的接触以及美国国会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呼声日高的现象。透露出美国外交再次向中东偏斜的征兆。美国所谓“反恐”的目的只能是石油,至于谁执政并不重要。事实上,白宫目前咄咄逼人的表态解决不了美元疲软问题。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如果中国不出现苏联式的内乱,美国若不重返中东,那华尔街又能让它去哪儿呢?与小布什时期中东政策不同的只能是,今后美国的中东的政策将会回归尼克松和老布什时期的多边均势并通过均势控制中东各国的策略:谁当政就跟谁接触,条件就是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
  《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那么,美国的求福天命何在呢?在节制。与身体保养同理,国力来自节制而非透支。目前摆在美国“战略再平衡”前面的有两种道路,一条是民族主义的道路,另一条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利益服务的“官僚买办”的道路。按前一条路,美国战略应当继续东移,退回到关岛以东,再用发展民族工业的方式“强身健体”,这样美国国力就可以休生养息、得到恢复并会再次以新的姿态步入世界。目前看这对美国而言是最不可能的选择。剩下的就只能是为华尔街国际资本服务的“官僚买办”道路,这条路的指向十分明确,那是就重返中东。没有石油,美元大厦就会坍塌,这对目前的华尔街,甚至美国相当一部分买办阶级以至美国人的感情,都是不能接受的。
  五、中国应对的战略与策略
  由此是否说明中国的压力减轻或中国在应对美国“战略东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呢?决不能这样认为。这只能说明国际资本(而非美利坚民族)对中国的攻击有了难度而并不意味它放弃中国目标。它还在等待并积极促成中国国内出现苏联末期那种乱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4月20日报道,一个白宫顾问团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警告奥巴马总统,美国情报部门把太多精力投入到了军事行动和无人机攻击方面,报道建议美国应把情报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中国这样的传统威胁上。
  那么,中国能否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呢?那要看条件。比较苏联解体和中国这些年成功的经验分析,中国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图谋的最关键因素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党的领导在中国集中表现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以此党的意志才能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得到确保。这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从残酷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经验和思想遗产。坚持这条经验,我们就能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取得胜利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整个21世纪。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的政策制定取决于科学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分析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科学方法。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就掌握了对美国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由此可知,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并不是“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民,也不是美利坚民族,而是华尔街国际金融垄断财团。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与中华民族的利益需要在当下也有相当程度的吻合。这样看来,中国外交的对手并不是整个美国,而是占美国人数很少一部分的华尔街国际财团中的反华势力及其背叛美利坚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美国少数官僚买办势力。什么是策略?策略就是将朋友搞得多多的,将敌人搞得少少的。对手少了,我们的朋友和同盟军就壮大了:我们的朋友不仅包括第三和第二世界,而且还包括第一世界国家中的被国际资本压迫的人民和民族。如果我们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华尔街国际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特别是与美国人民混为一谈,那我们就弄不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不清楚敌人在哪里,我们的战略力量就不能进行合理的配置,我们的对外政策就容易出现过“左”或过右的失误。如果我们能够将美国人民、继而将美利坚民族与代表当代世界最腐朽势力的一小撮华尔街金融财团区分开来,将中国人民的目标与美国人民的目标结合起来,就可以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一道,推进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业。

       注释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参见孔华润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89页。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88页。
  “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华尔街(Wall Street)原为1792年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侵犯而建筑一堵土墙,从东河一直筑到哈德逊河沿墙形成一条街而得名。后拆除了围墙,但“华尔街”的名字却保留下来并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通常把华尔街作为垄断资本的代名词。鉴于二战后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华尔街越来越多地失去民族性,因而它已异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名词。本文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使用这一词语的。
  2013年4月17日,一项旨在扩大购枪背景调查的控枪法案草案在美国参议院未获通过,被美国媒体视为奥巴马“惊人的失败”。支持控枪法案的政要们纷纷发表愤怒声明,谴责“投票结果是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华盛顿政治”。《控枪案被议会否决,奥巴马怒称是华盛顿的耻辱》。
  美国军工企业在华盛顿极有影响。2006年国会151名议员在军工企业投资达到1.955亿美元。主要的军工企业都参与到2008年大选中,分别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捐赠不少竞选经费。雷神公司副主席林恩还被奥巴马提名为国防部副部长。参阅易强著:《美国沉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发动两次伊拉克战争的布什父子都有深厚的军工财团支持背景。参阅杜文君:《美国战争经济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769页。
  《查韦斯怀疑拉美领导人患癌因美国下毒手》。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88页。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经济年鉴2010/2011》总第26卷,第191页。
  [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梁亚滨著:《霸权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1974 年12 月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协议,据此沙特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有价证券。[德]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校:《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戴维-A-斯托克曼:《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向全面破产的》。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88页。
  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总统任期:1901-1909)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总统任期:1933-1945)。
  “子食汉禄三世,而一旦弃之为敝屣。”[明]赵弼:《三贤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第286页。
  列宁说“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1亿或15000万人口。”《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 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4页。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转引自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参阅张文木:《张伯伦全球战略的深层设计及其失败》,载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271页。
  [苏联] B.T.特鲁汉诺夫斯基著,张德广等译:《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页。
  参见[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页。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4页。
  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国共和党人,狂热极端的反共分子。
  [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参见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参见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页。
  《盖茨声称美不会遏制中国发展 警告中国“别学苏联”》。
  《“石油美元”不再青睐美国》。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世界经济年鉴2010/2011》总第26卷,第191、194页。
  《布热津斯基:民族主义正在损害美中关系》。
  美国历史上的林肯、麦金莱、肯尼迪这三位总统分别于1865年、1901年和1963年遇刺身亡。
  《默克尔:欧元区各国若想解决欧债危机 应为让渡部分主权做好准备》
  。
  [美]H.保罗?杰弗斯著,刘宁译:《操纵世界的黑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阴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可视化数据告诉你美国枪击案到底多严重》。
  《美国巨变:66万美国人“闹独立”》。
  希拉里?克林顿:《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Clinton:Outlines U.S.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in Asia-Pacific,2010年1月12日)。
  2011年5月13日,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采访时主动谈到中国,称“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a fool's errand’(徒劳的)。他们办不到,但他们要坚持尽可能长久”。原文:“they are trying to stop history, which is a fool's errand. They cannot do it. But they're going to hold it off as long as possible.”引自Close Hillary Clinton: Chinese System Is Doomed, Leaders on a 'Fool's Errand',By Jeffrey Goldberg。
  《美国防部长称将继续执行“战略东移”》。
  《白宫前高官称奥巴马后悔“转向亚太”》。
  《诗经-大雅-文王》,载袁愈荣译,唐莫尧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
  《美报告建议:情报重点应转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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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30 09:2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

2014-03-30

                                                                   ——兼论中亚地区力量崛起的历史条件、规律及其因应战略[1]


  目录

  一、概念及其界定

  二、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特点及其稳定的关节点

  三、喀什—兰州:稳定西北的战略线

  (一)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二)喀什:影响中国西域安全关键地区

  (三)从20世纪末开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动再次向喀什一线集结

  (四)兰州:“西域咽喉在此间”

  四、判断与预警

  (一)中亚出现的战略真空将加大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

  (二)为了间离中俄关系,日本诱导中国西进中亚

  (三)警惕“铁路陆权论”的历史回潮

  (四)中国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

  五、东海是当前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六、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内容提要: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以天山为界分南北两线。以喀什为外联枢纽的南疆线是西域稳定的关键线路。与北疆线地缘政治特点不同,此线不利于国家军事力量大规模机动,在历史上多是境外势力渗透并资助中国西域分裂势力的关键通道。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其中一个的生存空间必然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其两端若有任何一方衰落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当然是全方位的。目前,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环境在机遇和挑战两方面都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中国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压力;唐王朝必须独立应付大食帝国的东扩压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以及日益加速的北极解冻及北极航线的开通使俄罗斯北线安全压力增大并被迫将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这在中亚留出巨大的战略真空,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大食”形势再次向中国西陲逼近;地区恐怖主义为争夺这个战略真空并由此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当前中国西域恐怖分裂主义事件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事实表明它们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有着鲜明且在历史上被新疆分裂主义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经济政治往来的咽喉要地。控制河西走廊的关键在兰州。就目前中亚形势看,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时形成的装备制造能力,殊为迫切。中国须未雨绸缪。为了间离中俄关系,日本在诱导中国西进中亚,而东海则是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关键词]丝绸之路;西域;地缘政治;战略;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91)

  说明,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世界政治与经济》2014年第3期。

  一、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2]。新疆是中国西向开放及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说的“西域安全”就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就是甘肃、新疆的安全及其影响中国西陲的安全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分西东两部分,“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唐朝及此之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要出口。当时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为北南两路进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即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沿黑海北南两岸进入欧洲。隋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线路由西折东,改为以洛阳继而北京为起点,北出山海关入朝鲜半岛,南下天津、连云港、上海等口岸进入东南亚。本文重点分析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域安全的影响。

  二、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特点及其稳定的关节点

  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西线丝绸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3]: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其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丝绸之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4];“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5]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和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6]。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位于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7]。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于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其道路艰险程度,可从2009年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报导中看出:

  瓦罕走廊在中国境内的长度不到100公里,约占走廊全长的1/4,每年从10月下旬到第二年6月左右,是瓦罕走廊的冬天,大雪封山,像这样的断路处隔不了几公里就会遇上。 如果必须执行任务,唯一的选择就是骑马或者骑驴往上走,巡逻一趟,从派出所到边界线附近的各个要点,一般来说路程在七八十公里左右,三四个人一组,来回要三五天时间,即使是在冬天,每月也要巡逻三到四次。事实上,也只有在每年的6月底到10月这么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越野性能良好的车辆才能勉强开到瓦罕走廊距中阿、中巴边界六七公里的中方一侧。中国和阿富汗交界处几乎都在海拔5000米上下,是世界上最高的边界线之一,中阿边界上每个出入境山口的路都非常难走,每个通道也都有解放军的边防部队日夜把守着,而且即便能从哪个山口偷偷入境,最后还是只能归到一条路上,靠巡逻和哨卡完全可以堵截得住。[8]

  沿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经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据说,中国甘肃现在还有罗马人后裔保存下来的“罗马村”[9]。这一条线路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都是西方人切入和控制南线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而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冲突则是当年古罗马(今是北约)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10](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自古迄今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丝绸之路的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正因此,仅北疆的汉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总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11]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12]

  正因其地缘政治位势的关联性,中国西域的稳定既关联中原,又关联中亚乃至欧洲。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指出:

  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蒙古统一亚洲,先经营西域,迨二区在握,而后西征弗庭[13],前后左右,鞭笞裕如[14],其明证也。 故欲统一亚洲者,蒙古西域,首为兵事必争之地,欧亚强国,苟欲争霸亚洲,此二处必为最要之战场;然蒙古不过为甲乙二国最初决定胜负之区,而欲控制全亚,与其他各国用兵,必以西域为最要地矣。吾国新疆为西域最要区域,吾国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国得之,可以东取中国,南略印度;英国得之,可以囊括中亚细亚,纵断西伯利亚,故在昔英俄二国,已各视此为禁脔。[15]

  左宗棠则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16]

  沙俄和苏联时期,中亚受俄罗斯人控制并成为俄罗斯人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也因此受阻。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SCO),这条通道对中国再次开放。2011年,起始于中国重庆经新疆出阿拉山口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全程开通,全程经过6个国家,运行里程达10 300公里。运行时间约13天,比原运行最多时间39天减少2/3。渝新欧线路的贯通反映了中国西北地缘政治环境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

  但这种回归带来的不仅是汉唐机遇,更是汉唐必须独立应对的安全压力。罗马力量尚未东扩时,中国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压力;两汉倾其国力将匈奴赶上西迁之路,由此造成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及欧洲力量从中东退缩。欧洲退出造成伊斯兰力量在中东的兴起和扩张。这又迫使唐王朝必须独立应对大食[17]帝国东扩的压力。现在回头来看,唐帝国将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西推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即今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一线,实在不是值得羡慕的荣耀而是超出国力极限的无奈之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及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留出的战略真空,将使伊斯兰国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王朝之后再次在中亚集结,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黑衣大食”[18]形势再次东向中国近逼。[19]

  三、喀什—兰州:稳定西北的战略线

  (一)历史经验

  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就是通过率先控制这个制高点,才成功反制了大食的东扩并由此使大唐西陲获得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20],这从西北方向大大减轻了安史之乱期间国家遭到的破坏。从唐之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不能控制帕米尔高原,那么扼住中国境内的喀什地区,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地带。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喀什”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非纯地理的概念。它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1)喀什地区;(2)以喀什为龙头,以和田、阿克苏两区为侧应的西南疆地区;(3)以喀什为龙头的丝绸之路南疆线。在此概念的基础上,下列历史经验值得研究。

  1.班超出使西域平乱

  公元16年(天凤三年),王莽派往西域的都护戍已校尉郭钦、都护李崇、五威将王骏、所率平叛军队为焉耆(今新疆焉耆)、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叛军击败,西域诸国由此完全断绝了与中原政权的联系,公开与新莽王朝分裂的匈奴单于便趁机在西域扩充势力。

  东汉初,收复西域问题再次提上议程。公元73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等人从玉门向西域进发,于当年收复于阗(今新疆和田),次年春平定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乘汉王朝大丧之机,围攻西域都护,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在盘橐[21]与疏勒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坚守了一年多。公元78年(汉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疏勒等国士兵一万多人,攻占姑墨,孤立了龟兹。公元89年(汉和帝永元元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从位于喀什与和田之间的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突破,迫使莎车国投降,由此打通疏勒至于阗一线并使之形成合力,这对位于东北方向的姑墨、龟兹等国形成巨大的威慑,龟兹王因此远遁。公元90年(汉和帝永元二年)夏,大月氏出兵7万,东越葱岭,从背面攻打班超。班超坚守,大月氏进退无据,遣使向班超请罪,遂与汉朝和好。班超由此威震西域。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皆降。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8国的部队7万人进攻焉耆、危须(位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东北)、尉犁(今新疆巴州尉犁县)。至公元94年,三地归附。此后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纷纷归附了东汉王朝。

  2.高仙芝平息小勃律反叛和抗击大食东扩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大陆陷入内乱,其战略边界大幅向西退缩。中东地区由此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地带,这为伊斯兰运动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迅速向四周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至公元750年,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已与中国西陲接壤[22]并严重影响中国西陲安全。

  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唐属国小勃律,都城孽多城(今吉尔吉特),此地亦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公元8世纪40年代初,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并迫使其中断对唐朝的朝贡。唐几任安西节度使均派兵讨伐,因地势险要,加之吐蕃进行援助,皆无功而返。

  公元747年(唐天宝六年)春,唐玄宗下制,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万人部队由安西西征。一路经艰苦的长途行军,沿南疆路线经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今新疆喀什),随后挥师南下西入葱岭,从瓦罕走廊突破,抄小勃律后路,一举平息了小勃律的分裂活动。由此,“拂菻[23]、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24]。随后高仙芝又一路北上,将伊斯兰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东进扩张势力抵挡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塔拉兹附近)即东经68?一线。此后“唐朝的影响主要限于锡尔河以北的地区,而大食帝国也没有乘胜东进。”[25]

  3.噶尔丹叛乱

  1670年(清康熙九年),噶尔丹兄长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1677年(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次年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遂统一漠西蒙古各部。1679年(康熙十八年),达赖喇嘛赠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并授意他先就近建立根据地,然后向远扩张的“近攻计”。据清代地缘政治学者梁份(1641~1729)书载:

  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嘎尔旦(噶尔丹——笔者注)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曰:“非时!非时!不可为。”嘎尔旦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笔者注)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方,然后促夏执金,混一称尊。”嘎尔旦善其言,乃为近攻计。[26]

  达赖派的“高僧”以发迹于新疆东北大漠的李克用[27]霸业失败为教训告诉噶尔丹:北疆不是成事之地,而“为近攻”即在南疆建立根据地,有了这个“立国之根本”后再向四周扩张,才是“奄有四方”的上策。

  从后来噶尔丹的用兵路线看,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区成了他“为近攻”的首选。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噶尔丹应达赖喇嘛之请,派兵帮助天山南路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与“黑山派”争斗,乘机夺占南疆地区。噶尔丹率兵经阿克苏、乌什等地进攻并夺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和叶尔羌(今莎车一带)。控制南疆地区后,噶尔丹遂将兵锋转向漠北。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威逼北京。康熙帝三次亲征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之战,噶尔丹主力军被清军击溃,部众叛离。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春,噶尔丹死于科布多。

  4.张格尔叛乱

  19世纪初,喀什成了张格尔叛乱的集中爆发地。张格尔在浩罕国[28]支持下,潜入南疆发动叛乱。叛乱从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始至1828年(清道光八年)结束,前后为祸南疆近十年,1826年(清道光六年)祸乱规模达到巅峰。是年张格尔率五百余人,窜回喀什噶尔(今喀什)地区,利用南疆的反清情绪及其宗教影响,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等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清政府命伊犁将军长龄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万余人,会师于阿克苏,组织全面进攻,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城。1828年年初,张格尔被清军擒获,解至北京处死,叛乱平定。但由于地形复杂,平叛的代价是巨大的,清政府“是役用兵三万六千,用帑银一千余万两”[29],其用最费在喀什。

  5.阿古柏叛乱

  鸦片战争后,清祚日衰。同治年间,新疆出现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在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出现数个割据政权。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30]司迪克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立其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摄政王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并在喀什组织叛乱,将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称“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等七城的“哲德沙尔国”。1870年,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扩展到北疆。为了得到外国势力的援助,阿古柏与俄国和英国分别于1872年、1874年签订了非法的《俄阿条约》和《英阿条约》。阿古柏出卖中国主权利益并由此得到大批英国先进装备后,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新疆,为祸新疆十余年。1876年秋,左宗棠大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阗。阿古柏败亡,其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同年,俄国吞并浩罕。此后,俄英两国为在新疆地区发展各自的势力,争夺新疆,先后在新疆开设总领事馆,地点就选设在阿古柏叛乱的大本营——喀什。

  综上时跨近两千年中在新疆发生的分裂与反分裂较量的著名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其形式不同,然其成也喀什、其败也喀什的特点却惊人地相似。曾问吾[31]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道破天机:

  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重大![32]

  (二)喀什:影响中国西域安全的关键地区

  但是,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历代治疆实践中总体上说还是国力不逮的地域。与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失败的原因一样,其难不在远而在险。唐僧玄奘西行至阿克苏地区就有了“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陵犯行人。由北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33]的记载。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掌握军事高科技的美军在阿富汗山地也有“十辆坦克也比不上一头驴”[34]的感叹。如从实战的视角观察,西南疆路途的艰险程度可能与阿富汗比好不了多少。路途之险,再加上喀什西接帕米尔高原、东通河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南疆安全中居于极为关键的地位。

  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35]。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西汉时,疏勒国“西当大月氏[36]、大宛[37]、康居[38]之道”[39],与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由此越上帕米尔高原转西便进入伊朗高原,继而进入叙利亚并直抵欧洲。与东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亚大平原的北疆路线相比,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符合这一条件。鉴于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乱后,并没有回撤而是继续西进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彻底截断了境外势力对中国西域反叛势力进行资助和渗透的通道。

  如前所述,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的成功说明,控制帕米尔这个制高点是控制中国西陲甚至是控制整个中亚的关键环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历史上何以成为英、俄、美等世界霸权国家的必争之地。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控制帕米尔高原,对唐王朝而言,已是超出其国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肯定高仙芝靖边行动的成绩的同时也婉转地指出这一“短板”。他在《草原帝国》一书中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它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严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40]

  这段评价有正反两重含义: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边政策因其控制了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关键地带帕米尔高原,在逻辑上说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评唐朝合乎逻辑的西扩范围却超出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的西界与西汉时大体重合,约在东经68°左右。但在公元741至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间,中国西陲边界却迅速东退至约东经72°[41];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大体维持在这条经线左右;民国时,中国西陲边界进一步东退,但收缩幅度约在1°~2°之间。这说明勒内·格鲁塞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这个判断对今天中国制定西域政策是有益的,即我们在赞美唐帝国治边武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事实上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正如俄罗斯将东境扩张至阿拉斯加的结果也给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而不得不最终放弃一样[42]

  事实上,控制帕米尔高原,不仅对中国,甚至对近代英国和当代苏联遑论美国,都只是符合纸面逻辑推理却不符合实践经验的力所不及的目标。总结这些帝国陷在此地均不能自拔并由此拖垮国力的教训,笔者认为,汉唐时西扩涵盖帕米尔高原的边界不应是今天——特别是在台海两岸尚未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追求的范本。对于当代中国的靖边政策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就是牢牢控制位于中国境内的喀什。扼住喀什及以此为龙头的南疆线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

  (三)从20世纪末开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动再次向喀什一线集结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疆要深思[43]。总结历史大势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值得警惕的是,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结的趋势。这说明在包括日本右翼在内的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下,新疆恐怖分离主义活动有了向喀什一线汇集的趋势,它们试图从南疆东帕米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分子在此联手,以达到祸乱和分裂中国西域的目的。如果了解上述喀什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我们就会明白下列事件,特别是2013年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在喀什高度趋同的现象显然不是巧合:

  年份            时间                          事件发生地


  上表事件排列所展现出的路线图表明,从1990年4月5日发生在西南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的带有明确分裂国家政治图谋的“巴仁乡暴乱”起,经二十多年的四处作乱,到2013年新疆分裂主义活动迅速再向南疆尤其是喀什一带集结;今天新疆分裂活动的特征与19世纪噶尔丹、张格尔、阿古柏为祸路线正在重合;如果联系到2013年10月28日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市中心的那起有预谋的驾车冲撞事件和2014年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特大暴恐事件,我们就会意识到当前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地区分裂主义事件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44];若再将这二十多年的分裂恐怖案件串连起来,就不难看出其中已有鲜明且在历史上被新疆恐怖分裂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

  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喀什地区,并不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中国历代反分裂斗争经验同样表明,扼住阿克苏与和田,若不西出,喀什也就成了进退失据的绝地。明乎此,我们就理解了唐朝治疆以南疆为重[45],治南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环节,四镇以疏勒(喀什)为龙头,西陲靖边又以控制帕米尔高原为要义的政策设计的深层考虑。

  明乎上述历代治疆的思路,我们再读毛泽东“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46]的诗句就会有更深的理解。诗选于阗不仅是押韵的需要,也不仅用它代表新疆[47],它更是对“治疆之要在南疆”的地缘政治的透彻把握。对“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的治疆规律了然于胸的毛泽东听到乐队中美妙的南疆旋律时——如果再考虑到美军已在东面朝鲜半岛登陆,蒋介石在东南方向屡屡窜犯、抗美援朝在即的紧迫形势,其“诗人兴会更无前”的心境就不难理解了[48]

  (四)兰州:“西域咽喉在此间”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49]治疆同理。前面已分析喀什在治疆中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但若进一步深究,我们又会发现,如果不能像高仙芝那样西控帕米尔高原,那么,东控喀什至兰州一线尤其是其间的河西走廊,对整个新疆稳定则具有全局意义。诚如朱希祖在为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写的序言中说:

  盖汉弱匈奴,唐灭突厥,必先征定西域,巩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则侵陵于辽金,灭亡于蒙满;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婴南服,终至退无可退。[50]

  沿着天山南北的两条丝绸之路向东经哈密、敦煌,最终合汇于河西走廊,这使河西走廊成为中原与西域经济政治联系的咽喉要地。西汉初张骞第二次出塞的成功是由于霍去病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牢牢控制。这说明,中原对新疆失控往往从“陇右”[51]开始,而从长安进入陇右的第一入口便是兰州。

  唐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虚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尽管安西四镇仍有守军,但不久便被吐蕃相继攻陷。9世纪中叶,回鹘[52]占据新疆天山南北,至使唐“缘边羁縻府州已大量撤废或内迁”[53]。1877年(清光绪三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收复喀什噶尔,这也是与此前成功平息陕甘回变[54]并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进驻并控制甘肃的自然结果。

  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从军阀盛世才手中收复新疆更是先从控制河西开始的。1941 年年初,盛世才为了换得苏联支持,再次“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55]。这引起了正在全力“剿共”并对河西走廊尚无控制力的蒋介石的警觉。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蒋介石收复新疆提供了机会。蒋介石先授权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劝服马步芳让政府军驻防河西走廊并于次年春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驻河西一带,由此控制了从内地通往新疆的关键通道。1944年苏德战场形势逆转,苏军在东线战场上节节胜利,这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彻底解决盛世才在新疆的独立王国。1944年春,蒋介石将在武威新成立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移到新疆哈密,并利用新疆内乱派军队进入新疆,随后又部署配有若干飞机的部队在酒泉集结待命。看到这样的部署,盛世才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向中央政府交出新疆。

  如果说山海关是北京在东北方向最后的屏障,那么兰州则是长安在西北方向的最后屏障。河西之要在兰州。兰州位于祁连山东端,黄河穿城而过,蜿蜒百余里。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用 “倚岩百丈侍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56]的诗句形容兰州的战略地位。至于河西,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总结得更为经典:“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57]西域。汉人系此,羌戎宾至如归服者二百余年。”[58]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其中一个的生存空间必然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在古代欧亚大陆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59]和中华帝国。但在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时,中亚地区的力量就会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帝、贵霜诸帝国。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这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持续统一朝代。近代俄罗斯又在北方崛起并南向通过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强力插入欧亚主要区位,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华帝国之间的伊斯兰(0.5)力量。进入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中世纪的欧洲(1)、中国(1)和中亚(0.5)、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为欧洲(1)、中国(1)俄罗斯(0.5)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之间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的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无疑,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当然是全方位的。

  中国平息由此引发的西域动乱的着力点多集中于帕米尔-喀什-兰州一线。

  “兵强”与“马壮”在中国古代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这是因为马匹是古代战争最基本的运输工具。《新唐书·兵志》说:“马者,兵之用也。”[60]故此养马即“马政”[61]与今的国防重工业一样,在历代王朝中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业。汉代边郡六牧师苑令所领36所马场,多集中在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供军马之用[62]。唐代专设“牧监”[63]一职。唐乾元后,“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今兰州)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64]

  近代以降,国防动力系统改为机械力。为了西域的稳定,兰州一直都被列入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曾设立兰州制造局,这对稳定甘肃及随后进军新疆顺利消灭为祸十年之久的阿古柏分裂主义伪政权,都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持[65]。1880年左宗棠再设兰州机器织呢局。新中国在“一五”规划中就将兰州列入布局重镇,建国之初奠定国家新工业基础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12个定址在兰州。

  近年来,新疆经济文化获得大发展,但与此同时,当地分裂主义势力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死灰复燃。这警示我们莫忘历史经验,在注重打造兰州的生态“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同时,切莫忽视兰州在整个大西北安全稳定中所担负的战略保障功能;在注重将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引入兰州的同时,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期间已形成的近可确保西北稳定、远可稳送物流西出的装备生产能力。就目前的中亚形势看,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66]时形成的装备制造能力,殊为迫切。

  四、判断和预警

  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也将同比增大。

  (一)中亚出现的战略真空将加大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

  美国衰落与北极解冻,是21世纪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地缘政治变动。

  美国在中亚撤军将造成中亚出现巨大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或地区(比如欧盟)又无力迅速单独填补的战略真空,其结果必然是本土伊斯兰力量的崛起。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并迫使中国国防资源向东海倾斜、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北极解冻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并迫使俄罗斯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

  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北方边境过于漫长,北线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将加大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合作需求,并迫使俄罗斯减少在中亚的存在;与此相应,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为争夺中亚战略真空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这也要求中国在中亚地区加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合作。

  (二)日本诱导中国西进中亚以间离中俄关系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世纪下半叶,如果没有沙俄帝国的默许,单凭左宗棠的力量去平息阿古柏祸乱是不可想象的[67]。俄国支持中国清政府而非阿古柏正是出于其中亚地缘战略考虑。

  俄罗斯在中亚的核心利益是其通往印度洋的线路,在这条线路上的中亚地区存在着强大的伊斯兰反俄力量;鉴于中国新疆西界不在其进入印度洋的核心线路上,只要中国力量不过多地卷入中亚,俄国人的中亚战略的重心就不是中国而是伊斯兰反俄活动。俄罗斯需要防止中亚伊斯兰势力集结形成反俄联盟,鉴于此,俄罗斯不仅不会使用其全部力量在这一地区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正面冲突,相反还会适度对中国力量西进表示欢迎,这样可以借助中国制衡伊斯兰力量,以减少自己在中亚的支出。俄罗斯人明白,中国关注的重心在远东,即使中国来到中亚,也不会过度卷入被俄视为核心利益的中亚地区事务。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疆独”尝试在被俄罗斯利用后即被抛弃的原因。

  我们应当清醒,美国从中亚撤军后,没有俄罗斯的合作,中国不可能单独应付在中亚新崛起的战略力量。因此,俄罗斯目前视中亚为核心利益的坚定立场对中国是有利的。中亚历来被俄罗斯纳入其通往印度洋的核心利益线,正如以台海为中心的东海是我们进入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线一样。好邻居勤打墙,好朋友勤算账,只有感到背后安全因而是值得依靠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团结在一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亚是中俄两国必须背靠背的地方。为了东海的战略布局,中国应当对俄罗斯的中亚的利益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予以特别尊重,并以此换取俄罗斯对中国在东海利益的特别尊重。我们不能只看到汉唐时代流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巨大的商贸利益——那时沙俄还没有来到中亚,同样也要看到当时在获得巨大商贸利益的同时,汉唐两朝也不得不单独承担抵制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鲜卑、突厥势力的南犯和直逼整个西陲的大食帝国东扩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在16世纪俄国东扩后从西北逐渐移至东北。退一步说,如果今后俄罗斯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因无力填补在中国西陲出现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而对俄罗斯产生“老九不能走”[68]的迫切需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德皇威廉二世[69]曾竭力怂恿俄皇进军远东,其真正意图是将俄国的力量消耗在与日本争夺东北亚的冲突中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获得俄国让出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当然也有美国[70]——也常用此种策略对付俄国和中国。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国宣战;同年2月27日,日本情报机关长明石元二郎接见芬兰宪法党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钱和武器弹药。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国情报,并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武装暴动等手段,来牵制俄国的对日军事行动”[71];1904年10月,“在明石的策划下,俄国境内所有的反对党团,除民粹党和民权党外,在巴黎召开统一战线的联合会议,会期5天。会议做出了‘各党派各显其能,以示威游行、暗杀等行动打倒政府’的决议”[72]。随后俄国境内发生了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接着便是俄国在远东海上的战败。2009年中国新疆发生具有严重暴力犯罪性质的“7?5”事件,事件发生不久,日本外务省随后以罕见的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同意主张“疆独”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头目热比娅于当年7月28日访问日本[73];据日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也分别于2009年9月和11月相继访日[74];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入境签证[75]。如果将这些举动与日本同期开始酝酿的“逐步改变过去在全国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针,而把本国军事力量——自卫队集中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冲绳等东中国海附近地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坚持拥有主权的钓鱼岛”[76] 的军事力量调整计划及2012年日本的“购岛”举动联系考虑,这其间的政治关联及其意图,则不能不让人与1905年的日俄关系产生联想,不能不对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日本的亚洲战略产生联想。

  目前的日本——部分地还有美国——右翼势力竭力拉拢中国各式分裂主义特别是“疆独”分子,其媒体在怂恿中国向南海冲击并与由此间离中国与东盟关系失败后[77],又竭力鼓动中国“向西北去”,声称中国如“ 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78],这无非是重复当年德皇威廉二世诱俄东进的策略,怂恿中国为了一些局部利益与俄国的核心利益冲突并由此间离中俄关系;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放弃对目前中国最为重要的东海的利益并由此减轻日本在此的压力。2014年1月15日,日本《外交学者》刊登《中国的西进战略》一文透露出这样的意思,文章在结尾时说:

  当然,在西面和南面扩张影响力的同时,中国仍在向东面海洋拓展。这样做不完全是出于能源需求,北京的战略取决于诸多地缘政治和战略因素,包括美俄印的意图。指望中国放弃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更合理的希望是,一旦通过西进取得新的能源安全,北京在东面会采取略微放松的姿态。[79]

  美国哈得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在《北京为2014年的阿富汗做准备》一文中认为中国无法在阿富汗继续“低调”:

  目前为止,对于美国在打击阿富汗和中亚伊斯兰叛乱分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美国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北京一直采取容忍态度,认为美国的这些做法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可以接受。但由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下降,北京需要改变自己的考量。中国决策者当然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调,但这样的选项正在消失。中国分析人士认识到,中国、巴基斯坦及其中亚邻国将会更容易受到在欧亚大陆活动的恐怖组织的困扰,因为这些恐怖组织试图颠覆对华友好的中亚国家政府,并支持维吾尔族好战分子。新疆的经济发展与阿富汗和中亚的经济和安全环境密切相关。[80]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81]。用对中国西陲极具战略意义的帕米尔高原为诱饵,诱使中国在扩张中扛起中国扛不起从而可能造成东线防务失衡的外交包袱;“将欲取之,必固与之”[82],用“西进”的提法诱导中俄关系在中亚出现裂痕,使中国无暇而俄罗斯又无意东顾,造成中国东海出现“薄弱环节”并使日本在对中国的博弈中再现1905年那样的“辉煌”。此等招数对中国——当然对俄国也是一样——极为阴毒,如不看穿,对中国和俄国的未来将是灾难性的。学者吴征宇对此提出非常中肯的预警: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与俄国的良好关系,不仅对中国推行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利,而且对中国避免重蹈战略上受到陆海两方夹击的局面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当下中国在海洋方向上面临重大的战略压力和挑战时,保持和发展与俄国的良好关系对中国而言,则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重要性。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推行以高铁为纽带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前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以损害中俄关系为代价的;这也意味着,中国为推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而大举进入中亚,如果不能够争取到俄国的支持(或至少默许),则不仅成本与风险极大,而且失败的可能性也极大。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都很难想像俄国会听任中国大举进军中亚,因为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上升,客观上将造成俄国影响力的下降,甚至将减少俄国在能源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即便俄国可能不具备与中国在中亚展开经济竞争的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将会对中国进军中亚听之任之。客观上说,中国主导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对俄罗斯的意义,有点类似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对中国的意义,这两种经济整合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和政治效应。有鉴于此,我们不难想像,如果中国真的大举进军中亚,不仅可能造成中俄关系的复杂化,而且可能造成中俄争夺中亚的态势,其结果甚至可能无意中促成俄美两国在某种程度上的联合,[83]

  (三)警惕“铁路陆权论”的历史回潮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84]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许更有意义。

  今天我们有些认识似乎再次进入历史的轮回。有些学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交通打通和经营周边的所谓“国际大通道”构想,有些文章谈跨境事务就象在谈国内事务,大有当年李立三那种坐在地图前号令天下的舍我其谁的态度[85],其口气很有些像百年前与俾斯麦稳健外交分道扬镳的德皇威廉二世:

  西南建设国际大通道的基本思路或建设的优先排序应该是:空运─→公路─→铁路─→水运─→管道─→三网(电力网、通信网、因特网)。具体来讲,国际大通道主要开辟:一是优先联结东南亚、南亚的航空运输网体系,以航空运输网的发展,带动西南旅游业的发展;二是加快发展出省、出国的高等级公路,开辟缅甸、越南和老挝的跨国公路,进而联通东南亚、南亚的公路运输网体系,以带动公路沿线经济的迅速发展;三是修建泛亚铁路西南段,形成“东中西三路出国一路出滇”的铁路运输网体系,即西线跨国铁路由广大铁路向西延伸达缅甸密支那,再达仰光出海;中线跨国铁路由昆玉铁路向南延伸经老挝达泰国清迈,再达曼谷出海;东线铁路由改扩建的滇越铁路,从海口出境进入越南,再达胡志明市出海;国内铁路由西南经南昆铁路达广西北海市出海,以形成“南方陆上大陆桥”;四是开通和改善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通道,使之水陆联运,连通中国、越南、老挝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亚洲“东方多瑙河”式的跨国航运体系;五是形成西南与周边国家相互联通的三网通道,即电力网、通信网及因特网,以互惠互利的原则共同开发三网市场(电力网、通信网及因特网);六是可考虑充分利用中东丰富的油气资源,在仰光等港口建立大型石油码头、储油库以及合资兴办大型炼制厂,通过建设西南国际油气管道,将油气资源特别是成品油从国际市场引入西南再转运西南各省和东部地区,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利用印度洋油气通道以及中东油气资源,建设开辟距离西南、东部缺油地区最近的能源供给线路建设,使其成为中国未来最为重要的能源供给线。[86]

  更有学者推动这样的认识即认为高铁可迅速加强中国的“陆权”以弥补海权的不足,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明治大学客座教授高柏在《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一书中坚信:“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87],认为“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而“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88] “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即中东地区——笔者),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89]“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90]“中国在欧洲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91]高柏先生乐观地预言:

  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92]

  但是,有点历史经验并能由此“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的”的人都会明白,跨境物流关系的后面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而是复杂的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的基本道理,地缘政治后面自然也是人缘政治。国际陆运与海运不同,前者经过的是一个个主权国家,而后者则是一望无际的公海。经过主权国即使做哪怕白送这样的好事也要与人家商量[93],后者则较少有这方面的顾虑。

  殷鉴不远,19世纪末,大陆国家尤其是欧亚大陆最大的陆权国家沙皇俄国都曾热衷过以铁路强化其陆权扩张并由此弥补其海权不足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加快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使清政府同意俄国修经中国东北境内东进太平洋的铁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签达成有关在中国境内修建“东清铁路”[94]的协议。陆权论的开山人物麦金德看出了这条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他不无羡慕地说:

  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6 000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铁路。[95]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事后的结果让当时那些热捧以铁路扩张陆权理论的“奇儿”们感到尴尬:东清铁路修成后,中俄关系严重恶化。这里的悖论是,修铁路就得管铁路,跨国管理境外资产特别是巨额资产——比如中国在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甚至乌克兰[96]等国的资产,若无自卫能力,基本就是空谈。但若有自卫能力,那“经济整合”就必然要转化为“政治整合(其实就是干预)”;共管必然转化为主管。当年在东清铁路上,俄国人没有逃脱这一悖论:为了维护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俄国与中国产生的纠葛竟持续了半个世纪。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2年底,临终前的斯大林算是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将铁路完全移交中国。即使如此,苏联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人的感情伤害仍未结束。1958年7月22日,赫鲁晓夫又提议中苏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苏联提供大部分资金,所有权对半。正是有了中东铁路和抵制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经验,毛泽东坚持拒绝了苏联的建议。毛泽东对尤金说: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了斯大林的东西又来的。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批判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97]

  无独有偶,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工作。1889年,该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1893年1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尽管遭到英法列强的激烈反对,这条铁路还是于1896年建成。但德国并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国又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被称为“巴格达铁路”[98]的工程严重恶化了德英关系,最终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诱因。

  尽管老泪纵横,但灯前鼓者毕竟还是在催人奋进。笔者指出上述历史经验并不是不要通过境外贸易促进对外开放,而是要实事求是和极为谨慎地对待高铁跨境及所谓地区“经济整合”问题。“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99]当年俄国在中东铁路上也是以“经济整合”为开始,但最终却演化为政治整合并由此导致中俄关系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出现的不信任甚至恶化。只要看看俄国人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整合并使之加入苏联的中亚诸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瞬间就与俄罗斯分离迄今的事实,我们就会知道,中国目前在周边只有进行地区合作的能力,而没有进行地区“整合”的能力。

  但是国际合作尤其是在“中间地带”[100]的国际合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它不应当只是单方面发出的“邀请”,而应当是在双边或多边共同倡议并在公约规则中平等参与的行为。这样的合作尽管缓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来比较踏实,也比较实际。

  1950年10月6日,毛泽东电告正在支援北越的陈庚:“发表战报要说老实话,歼敌一个人缴敌一支枪,即说一个人一支枪,不要说两个人两支枪,养成朴实作风。”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夕电告彭德怀等:“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101]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102]为美国设计的“遏制”战略边界过于庞大并拖垮美国的现象,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他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03]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04]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外交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中国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

  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人际关系的消化而不难在战果的获得。不难预料,这些被命名为各式“大陆桥”“国际大通道”的跨境铁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势,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可以说也就真正开始。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何尝不是磨合乃至冲突之路。且不说欧洲人对当时奔驰在丝绸之路上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105]是怎样的印象[106],只要看看19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及中国曾在伊拉克、利比亚和今天南苏丹、乌克兰等的一些投资项目乃至刚与泰国达成了“大米换高铁”[107]计划可能或已经搁浅的结局,就会明了没有以相当的自卫手段为依托的经济“红利”,其增长是有极限因而是不可持续甚至还会发生逆转的

  那么,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何在呢?我们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国家外贸的国际份额是其在世界中所据有的政治份额决定的,而中国能在大国“中间地带”获得广大市场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由于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政治的需要。它们需要中国因素以打破欧美的控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国家也不会完全排斥欧美并以此获得政治平衡。这样的哲学考虑在客观上规定了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和底线。至于两者即极限和底线之间的空间容量,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商品质量、价格等经济因素,而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治需求程度。毛泽东明白这个道理,1956年2月10日,他在会见泰国友人时说:“美国提出了口号,要反共、反中国,在这里造了一道墙[108],但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墙南各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使得各国的大米、橡胶卖不出去。亚洲各国可以相互帮助,泰国的大米、橡胶可以在亚洲找到市场,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贸易。”[109]毛泽东从政治上楔入和开拓中国外贸空间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们认真领会和深入学习。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10]的道理,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其他地区屡试不爽后转用于对付中国的“茉莉花”式的“武器的批判”,目前看已近乎失败,那剩下的可能选择如果不是“批判的武器”,又可能是什么呢?历史上,市场经济活动也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绘画绣花,市场历来是与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势不可挡的时候,野蛮就接踵而至。[111]

  今天的中国人对其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赢利有些突如其来的惊喜。否极泰来,然泰极亦可生否,天下既没有一直吃亏也没有一赚到底的买卖。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再到今天南苏丹动荡时中资企业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换高铁”计划搁浅的事实预示,中国软实力在国际市场开拓中的有效性——如无硬实力迅速弥补——已近极限,由此引起的带有强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弹及由此造成的中国海外市场份额的巨大收缩已“风起于青蘋之末”[112]。对此,特别是对中国有能力保障的国际市场范围我们当有充分的评估并将我们以外向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时调整到“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113]的思路上来。

  事实上目前中国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续开拓的国际市场范围基本不出亚洲。至于亚洲之外的利益,我们要学会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中保持其稳定性增长。可以肯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的筹码将会越来越多。

  五、东海是当前中国安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西陆和东海两个方面,中国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远,这是中国历代尤其是汉朝、唐朝特别是清朝治边的有效经验,在这方面矛盾处理得比较好的是新中国外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临东部需要解放台湾、西部需要解决藏疆问题的双向任务。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强调: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14]

  当时美国明确帮助蒋介石集团并且介入朝鲜和越南的南北内战,对此,中国选择了以基本建设为牵引的依陆向海、在雅尔塔框架中联苏抗美的策略;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压力日增,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又果断地做出以改革开放为牵引的依海向陆、在雅尔塔框架中联美抗苏的策略选择。为此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这为邓小平时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铺垫。

  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获得了快速发展,海外利益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而台海统一尚未完成,日本军国主义又急速膨胀、其突破宪法第九条非战条款的危险在即。这使历史又回到类似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势之中,东急西重又成了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115]:在东部地区,台海两岸尚未统一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又在新世纪迅速膨胀;在西部地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受到重创并被迫撤出,这将在中亚留下战略真空并引发新的战略力量的崛起,并对中国西陲产生新的安全压力。笔者在此再次强调,如果此时俄罗斯再从这里抽身,那这种压力在东海问题日增的当下,对中国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在东西两向的安全压力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安全形势及其解决方法仍是有效的。不言而喻,中国也必须再次做出相应的依陆向海的策略调整。

  如果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安全问题是生存问题,那么,80年代之后中国的安全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哲学的核心概念[116];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发展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中国西域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117]今天以台海统一为总牵引的东海安全已成为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所在,这使东海再次成为中国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只有认识和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才能全盘统筹,确保中国未来发展在根本问题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118],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六、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两次手录清朝人严成遂《三垂冈》一诗[119],其意高远,当为今人认真领会。诗曰: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120][121]

  中国已经崛起且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但中国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当今中国仍面临西方的包围,更无力单枪匹马地影响遑论改变世界;但只要中国能够固守“昆仑”,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122],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1]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2]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3] “今之新疆即古西域。出肃州(今甘肃酒泉)嘉峪关而西,过安西州至哈密,为新疆门户。天山横矗其间,南北两路从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逦西南行,曰土鲁番,曰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曰库车,曰阿克苏,曰乌什,曰叶尔羌,曰和阗,曰英吉沙尔(今新疆英吉沙),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是为南路;由哈密逾天山之北迤逦由此而西曰巴里坤,曰古城(今新疆奇台),曰乌鲁木齐,曰库尔喀喇乌苏(今新疆乌苏市),曰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曰伊犁,是为北路。”[清]祁士韵辑:《西陲要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7页。

  [4]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3页。

  [5] 坂坦征四郎:《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1931年3月)》,载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6] 石头城(新疆),位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侧,海拔3 100米,是新疆境内古道上一个著名的古城遗址。古代,自喀什、英吉沙、叶城、莎车至帕米尔高原的几条山路均汇集于此,西去中亚的几座主要大山:红其拉甫达扳,明铁盖达坂,瓦赫基里达板等,自此也都有天然谷道可通达,该城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极有战略地位的城堡。

  [7] 塔什库尔干,维吾尔语,意为“石头城”。因城北有古代石砌城堡而得名。汉代为西域蒲犁国地,北魏至唐为喝盘陀国,又作渴盘陀。唐为疏勒镇下的葱岭守捉。宋、元属于阗,明代属叶尔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蒲犁分防厅,隶莎车府。1913年置蒲犁县,属喀什噶尔道。后属喀什行政区、喀什专区。1954年9月17日成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978年后属喀什地区。

  [8] 《专家:瓦罕走廊关系到中国的整体安全战略》。

  [9] 参阅《骊靬:西汉安置罗马战俘的“罗马城”》。

  [10] 安息帝国,亦称帕提亚帝国,是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王国。建于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被波斯萨珊王朝代替。全盛时期的安息帝国疆域北达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安息帝国坐落在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之间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之上,使帝国成为了商贸中心被认为是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

  [11] 民族人口的地区分布是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反映。所统计,目前维吾尔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占维吾尔族总人口的88.15%,北疆合计占11.85%。从地区上看,仅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就占到全疆人口的36.01%,占本地区总人口89.37%。其次,和田地区和阿克苏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比例也都在18%以上,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96.91和74.99%。三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合计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5.05%。北疆汉族人口占全疆汉族部人口的73.29%,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和昌吉州的汉族人口的比重较大,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比例均在10%以上,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2.72%、44.71和74.88%。三地汉族人口合计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58.22%。其他如石河子、克拉玛依和奎屯市,虽然地区内汉族人口占到75%甚至90%以上,但在汉族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地区人口规模造成的。参阅童玉芬、李建中:《新疆各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研究》,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14页。

  [12] 18世纪初,彼得一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俄国国力壮大,跻身欧洲强国行列。1721年,彼得一世宣布俄为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领土空前膨胀,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期”。此间俄国扩张边界已至中国西北边界。参见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1598-1800年向东扩张》,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13] “弗庭”意谓不归顺。《书·周官》:“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页。

  [14] 比喻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须鞭勒,无不当人意。

  [15] 朱希祖《序言》,载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16] [清]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第6册,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702页。

  [17] 大食,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

  [18] 即大食国最强盛时期的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因其旗帜尚黑,故中国史籍称其为“黑衣大食”。

  [19] 2014年1月4日伊拉克政府失去对安巴尔省重镇费卢杰的控制,现在费卢杰已经落入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之手。同年1月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不会派兵重返伊拉克,因为这是“他们的战争”。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当地记者的话报道称:“在美军曾经进行过最激烈战斗的城市,现在飘扬着基地组织的黑色旗帜”。《“基地”公开建国挑衅西方》,载《环球时报》2014年1月6日第1版。

  [20] 参阅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4页。

  [21] 盘橐城位于喀什市东南郊的吐曼河岸边,又称艾斯克萨城。班超以盘橐城为根据,抗击西奴,安扶西域,恢复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并重新开通了丝绸之路。

  [22] 参见张芝联 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1598-1800年向东扩张》,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23] 拂菻,中国史书对古罗马的称谓。见于《隋书》和《唐书》,系指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一带。以君士坦丁堡一带为大拂林,小亚细亚为小拂菻。《新唐书·拂菻传》:“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八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1页。

  [24]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六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3页。

  [25]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

  [26] [清]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页。

  [27] 李克用,本姓朱邪氏,其祖先是唐朝时我国西北沙陀人。沙陀分布在金娑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达山,一说为尼赤金山)南,蒲类海(今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东,名为“沙陀”的大沙漠一带,唐太宗置沙陀府,因此号称沙陀突厥,简称沙陀。沙陀亦作“沙陁”,与回纥、吐蕃、粟特接壤。因朱邪沙陀平叛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一族有功被唐朝皇帝赐为李姓。故此有“李克用之先,发迹金山”一说。

  [28] 浩罕国,15世纪后期,蒙古帖木儿帝国瓦解。乌兹别克人从北方进入中亚,于18世纪初,在佛尔哈拉河流域建立的封建汗国,和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等地通商。19世纪中叶征服了中亚重要商业和军事重镇塔什干。19世纪30年代国势最为强盛,1876年,为沙俄吞并。

  [29]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03 页。

  [30] 伯克,在当时伊斯兰国度中相当于“王公”,低于可世袭的君主“汗”。参阅[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8~179页。

  [31] 曾问吾(1900-1979年),广东省兴宁市黄槐镇人,1931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工作,其间完成《中国经营西域史》。1941年秋,任湖南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教育委员。1942年西上陪都重庆,调任国防部二厅五处边务研究室少将主任,主持西部边疆国防建设研究工作。1944年任新疆东部大县吐鲁番县县长。1947年离职返乡,积极筹办龙光中学(今黄陂中学)并担任首任校长。1979年病逝。

  [32]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48页。

  [33] [唐]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注释:《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34] 纪若荇、乐俊淮:《毛驴在阿富汗战争中为何受宠?》,载《中国国防报》,2014年1月21日第18版。

  [35] 安西四镇,指中国唐代前期在西北地区设置、由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四个军镇。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唐灭高昌国,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二十二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故简称安西四镇。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在唐安抚大使裴行俭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等人的反叛后,以碎叶水旁的碎叶镇城代焉耆。从此安西四镇是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开元六年(718),唐玄宗任命汤嘉惠为四镇节度经略使,从此四镇由专设的节度使统领。四镇节度使或称碛西节度使。节度使常驻安西府城龟兹,由安西都护兼领,又称安西节度使。七年,汤嘉惠建议以焉耆镇代替碎叶镇,故开元七年以后的安西四镇又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虚陆续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然而,四镇留守军队仍坚守各镇。不久,北庭及安西四镇相继陷于吐蕃。9世纪中叶,回鹘据有天山南北及安西四镇。唐安西四镇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它对于唐朝政府抚慰西突厥,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的西北边防,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36] 大月氏,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汉时定居于今阿富汗西北。

  [37] 大宛,古代中亚国名,汉代时泛指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居住大宛附近各国图的国家和居民,大宛国大概在今费尔干纳盆地。

  [38] 康居,汉时为大月氏北方古国,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

  [39]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2页。

  [40]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9页。

  [41] 参见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41~44页。

  [42] 1853年3月,出于力量不足以防御的考虑,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建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俄国应收缩过长的防御边界,集中经营黑龙江流域。参见[俄]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31~332页。

  [43] 在此套改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44] 《警方破获“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45] 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政建置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原管辖整个西域地区,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唐朝在金山都护府的基础上设了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安西大都护府则管辖天山以南的广大西域地区。

  [46] 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47] “新疆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乐器亦很有名,故以于阗来代表。”吕祖荫著:《毛泽东诗词解读》,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48] 1951年1月18日,毛泽东特意复电和田专区各族人民:“感谢你们积极拥军优属,并为抗美援朝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祝你们永远的团结和进步!”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

  [49] [宋]陆游著,钱中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3页。

  [50] 朱希祖:《序言》,载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

  [51] “陇右”一词由陕甘界山的陇山(六盘山)而来。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

  [52] 公元744年(唐天宝三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建立回鹘政权,其地位获唐朝正式承认。控制东起今额尔古纳河,西至今伊犁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公元840年回鹘政权被黠戛斯推翻后,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回鹘鼎盛时期全国地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人。

  [53] 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时期图(三)说》,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

  [54] 陕甘回变,即由陕甘回族和其他穆斯林在1862年和1877年之间发起的一场反清暴动,波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最后被左宗棠和多隆阿部队和以湘军为主的清军镇压。战乱对西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55] 侯风云:《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新疆的斗争》《安徽史学》(合肥)2004年第6期,第36~42页。

  [56] [清]张澍《金城关》:“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鸳幢影出岗峦。轮蹄不断烽烟靖,风雨常愆草木衰。回忆五泉泉味好,为寻旧日漱云弯。”

  [57] 斥,开拓:开地~境。

  [58] 转引自[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记要》(六),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72页。

  [59] 中亚帝国,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34~前323年,笔者认为,它本质上是欧洲人建立的中亚帝国,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西扩的逆推和重演,这与后来的沙俄帝国是对蒙古人西扩的逆推和重演一样)、安息(公元前249~226)、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至5世纪)、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和蒙古帝国(12~13世纪)等。

  [60]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兵志》(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5页。

  [61] 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始,张万岁主国家马政,《志》载:“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兵志》(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6页。

  [62] 参阅史念海:著:《河山集》(第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页。

  [63] “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兵志》(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5页。

  [64]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兵志》》(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7页。

  [65] 参阅徐中煜:《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21~26页。

  [66] 三线建设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毛泽东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为保卫祖国、防止外敌入侵,打击分裂主义活动提供了坚强保障。

  [67] 1877年左宗棠进入南疆,当时“为中国军队办理伙食的主要经办人就是中亚的俄国商人”,同时,俄国政府“即使不是事实上批准,也继续默许他们的商人给中国人供应粮食”。就在失败前几周,阿古柏曾分别打发使者请求英国和俄国人帮助,“但俄国人只给他的使者几句好话,并没有干涉卡曼斯基先生(俄国商人——笔者注)和中国军队进行的商业交易。” [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15、201页。

  [68] 这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文革”中,有人在将知识分子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1975年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就借用这句台词,深有感触地说:“老九不能走。”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页。

  [69] 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年,在位1888~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他通过1897年与1900年的新海军方案,实行提尔皮茨计划,以加快帝国的海军建设,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

  [70] 1950年初,美国支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6月美国就出兵朝鲜半岛。1959年西藏出现为时将近1年才被平息的大规模暴乱,同年美国在老挝策动军事政变,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南半岛事务,1961年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初,西藏出现骚乱,接着北京便于春夏之交出现大规模动乱。2008年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中国北京“发难”,于是在此之前3~4月间西藏便发生了骚乱,接着又是在西方对中国奥运圣火的一路“围堵”,尽管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其声西击东的招数仍蛛丝可寻。

  [71] 胡平著:《情报日本》,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76页。

  [72] 胡平著:《情报日本》,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77页。

  [73] 《日本外务省透露已批准热比娅赴日访问签证》,登录时间:2009年7月27日。

  [74] 《日本接连邀访中国分裂分子,大失水准》登录时间:2014年2月19日。,

  [75] 《日政府将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签证》,登录时间:2010年4月15日。

  [76] 《日本防御重心将向中国转移 拟在钓鱼岛部署自卫队》,登录时间:2010年7月27日。

  [77] 《中方:日本炒作所谓南海防空识别区居心叵测》,登录时间:2014年2月2日。

  [78] 《日媒建议中国向西北去 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载《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1日,登录时间:2013年12月11日。

  [79] 《日媒:中国推动西进战略寻求新的能源供应线》,登录时间:2014年1月17日。

  [80] 《美专家:中国无法在阿富汗继续“低调”》,登录时间:2014年1月20日。

  [81] 《老子》第三十六章。

  [82] 《老子》第三十六章。

  [83] 吴征宇:《向“陆”还是向“洋”?——对〈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的再思考》, 《二十一世纪》,2013年 2月号,第109页。

  [84]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 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85] “李立三专爱发号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鸦片瘾一样。他务虚名而不求实际,重量而不重质。他坐在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进攻那里;或者,凭他的主观,指示甚么应当做,甚么不应当做,声斥这样,褒奖那样,忙个不停。”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86] 胡鞍钢、温军、王志:《西南国际大通道建设与贸易自由化》,载《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6期,第5~9页。

  [87]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88]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1页。

  [89]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90]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91]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92]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93] “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94] 东清铁路。东清铁路指沙俄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民国以后改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

  [95]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96] 参阅《乌克兰变天威胁中国军工?潜力快挖尽不必担心》,登陆时间:2014年2月24日。

  [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391、392页……

  [98] “巴格达铁路”,中东的重要铁路线。起自土耳其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于斯屈达尔,终于伊拉克的巴士拉,中途两度经过叙利亚,全长3,184公里。19世纪80年代末,该铁路的修建遭到俄、法尤其是英国的反对和阻挠。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工作。1889年,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1893年1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英国强烈反对,德国即以反对英在埃及利益相威胁,英被迫让步。1896年,铁路建成。1903年德国又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英、法对此强烈反对,经过复杂谈判,英国仍坚决不同意以科威特为该线的终点。1914年6月15日,英、德双方草签《格雷~里赫诺夫斯基》协定,英国不再阻挠此路的修建,德国也承诺铁路以巴士拉为终点,不再延伸到波斯湾。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正式签约。巴格达铁路的全线工程拖到1934~1944年才由英、法、土三国分段建成,但此路已不再具有大战前那样的国际政治意义。

  [99] 陈戍国撰:《四书五经校注本·礼记·经解》,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668页。

  [100] “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页。

  [10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21页。

  [102] 乔治·凯南(1904~ 2005年),美国“遏制”政策的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10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104]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105] 阿提拉(Attila,公元406~453年),古代欧亚大陆匈人的领袖,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打击,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

  [106] 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曾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英] 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2页。

  [107] 参见《中国取消进口120万吨泰国大米 或影响“大米换高铁”计划》,登录时间:2014年2月5日。

  [108] 原书注:“墙”,在这里指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8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1955年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

  [1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页。

  [110]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111] 17世纪末,印度的纺织品远比英国的毛呢纺织品“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已占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约1/4,这已影响了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内的市场。但到18世纪下半叶,印度经济就完全屈服在英国殖民征服之下。参阅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56~57页。

  [112] [战国]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陈宏天、赵福海主编:《昭明文选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90页。

  [113] 《习近平: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登录时间:2013年7月22日。

  [114] 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页。

  [115] 参见张文木著:《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116] 参阅张文木:《中国国家安全哲学》,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第24~32页。

  [1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118]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习近平: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登陆时间:2013年10月8日。

  [119]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页。

  [120] 据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载:"初,(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今河北邢台),还军上党(今长治市),置酒三垂冈,伶人奏《百年歌》(西晋诗人陆机的组诗,共十首,每十岁为一首,唱人一生从幼到老的景况与悲欢),至于(唱到)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时(李)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

  [121]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李克用从代北沙陀族少数民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创立了“连城犹拥晋山河”的基业。其子李存勖在父死后,又是一生征讨。三垂冈(今山西长治)之战,使李存勖最终占有上党,把三晋大地作为稳固后方,进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消灭后梁,建立后唐。严遂成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为蓝本写作此诗。

  [122] 毛泽东:《念奴骄·昆仑》(193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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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9-4 10:58:24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

2014-09-04

  ——《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1]自序


  关于印度的发展及印中比较,最近几年成了热门话题。在一次采访中,我曾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2]这招来批评。[3]批评反倒使我就这个问题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阅读了不少文献,查阅了大量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有首歌的歌词说“一句话,一辈子”,友情如此,学术亦然。我想我对我的学术命题,是要终生负责的。

  从结构比较到制度比较,是我进行中印比较研究的切入点,而促成这样的想法是我曾经历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轮椅车的残疾人。等取到结果,我发现这位坐在轮椅车的先生的各项化验结果与我的大体相同,有一些比我的还要好。出医院大门时,我回视踯躅于后面的这位残疾人,心中自问,如果仅凭这些化验数据而不看人的身体结构,难道可以说明这位残疾人比我更健康,更有发展潜力吗?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国家发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数及外贸数量、外汇存量等“最新数据”比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着大误区。国家发展研究,如果不从结构差异比较入手,而仅从表面经济指数差异比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准确的结论。

  事实上,国家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同一规律。[4]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印度独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资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约未来国家成长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国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独立后社会改造不彻底的后天因素。这使印度未来的发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数,但这种发展却不会对社会生产有良性的利润反哺。结果是国家经济的“造血机能”即生产者主体因 “营养”反哺不足而陷入“贫血”乃至“供血”动力萎缩境地。最终只有靠外来“供血”来维持其表现为GNP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可以增加就业却不能同比增加国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长带来的利润中的相当部分在流通领域,乃至生产领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败或用于非生产性金融投机,还有一部分国民利润在与海外投资者和海外市场形成的利润逆循环中,为居于高势能的资本中心国家所吸收并转化为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最后只有少量国民财富通过政府包办即公共开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国家经济生产主体,同时也应当是支撑民族市场的主体即多数劳动者的自身简单再生产条件。这种通过财政开支支撑的劳动者最低生活条件仅有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但却没有培育、深化和能动拉动民族市场的作用。同等的消费支出,在印度有相当部分为政府包办拉动——这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居民消费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购买力,居于人口近半数的穷人消费实际已失去了拉动和培养印度民族生产力的作用。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由国家包办的低消费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巨额资金并据此实现了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造,通过这种改造中国彻底消除了庞大的利用私有权截流国民财富的寄生阶层。而在印度国民经济改造的结果反倒加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而不是国家的力量。除主权独立外,中间人大量截流生产利润和国民财富的社会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印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因大量的贫穷人口导致的民族市场萎缩的同时,原来殖民地时期通过外贸顺差完成的印度国民财富向英国资本中心国转移的利润逆循环流程,在印度独立后,则通过贸易逆差再版出来。半个多世纪中只有两个年度的外贸少量顺差的记录表明,外贸长期且日益扩张的贸易逆差成了印度国民财富国际化的转移的稳定路径。这个路径的存在与扩大的程度又与印度民族市场的萎缩程度为正比。而民族市场的萎缩又导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同样陷入的发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内的各行业在获得骄人的增长数据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生产环节却没有保持持续增长的利润反哺。没有持续上升的人民购买力,其结果是在国内少数富人和国际资本对印度年度利润的截流和财富大规模瓜分中,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增长性发展;相反,却在萎缩性“增长”中还透支了本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印度与中国五十多年发展所产生的差距原因就在于此。

  在进行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获是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长期以来,学者对“民族市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民族市场”概念应是以“国内市场”概念为基础的。但“国内市场”却是由特定范围的基尼系数变化规定的。即基尼系数越接近0的数值范围,国内市场就越充分;相反,则就说明国内市场的萎缩:萎缩的程度与基尼系数接近1的程度为正比。假设基尼系数为1,这时国内市场就失去了公众消费;而没有公众消费,“国内市场”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可见,仅凭“国内市场”概念还不能支撑“民族市场”概念。由此笔者引出“人民市场”的概念。人民是占国家公民多数劳动者群体,是国内公众消费的主体成分。只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购买力的存在和发展,才有国内市场的存在和发展。由此依次推论的概念逻辑是:只有以“人民市场”为前提,“国内市场”才可能是“民族市场”的前提。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别不在于“民族市场”,也不在于“国内市场”,而在于“人民市场”。“人民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概念形成的核心环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市场是以基尼系数最大化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资本优势的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全球化实现了日益扩大的国内基尼系数的国际化转移。它们在长期的殖民掠夺中确立了优势资本的地位,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资本全球化中从南方国家获得源源不断返还到本国的超额利润,以此降低国内的基尼系数,并由此保障了国内中产阶层的增长和资本增值的并行发展。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果片面地被转移到南方国家:在北方国家国内市场一天天好起来的同时,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则一天天地烂下去。历史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革命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恐怖主义”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

  前几年我们公布了个统计资料说“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5]但这里没有告诉是在什么样的基尼系数范围内的“人均水平”。比如1000人中有一人月赚10000元,其余999人都没赚钱,若平摊,名义上就可以说人均月收入100元。但这不能得出人民由此富裕的结论,相反,如在这样高值的基尼系数内,国家已踩上政治大动乱的红线。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人均收入”计算必须介入基尼系数。不介入基尼系数,就反映不出真实的国民富裕的“人均”程度。

  通过对印度的研究,我对国有制企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国企在我国遭到批评的重要理由是“经营不善”或“效益不佳”。但与私营企业不同的是,国企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的指标。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企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国企当“保姆”,私企挣利润。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企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企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仅仅用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企业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营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公平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个项目研究和出版中,我得到了科技部调研室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王青同志和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的李正德同志的大力帮助,对此我深表谢意。温铁军先生慷慨将他关于印度问题的调查报告转我作为本报告的附录,对此我深表谢意。

  2005年4月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1] 拙着《印度国家潜力及其评估》,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2]赵忆宁:“冷眼静观印度民主”。

  [3] 参见:“走向救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

  [4] “政治体也犹如人体那样,自从它一诞生起就开始在死亡了,它本身之内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原因。但是这两者却都能具有一种或多或少是茁壮的、而又适于使本身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得以自保的组织。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延长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并不取决于人;但是赋给国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组织,从而使它的生命得以尽可能地延长,这件事可就要取决于人了。体制最好的国家也要灭亡的,但比起别的国家来要迟一些,假如没有意外的偶然事件促使它夭折的话。”[法]卢梭着,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2~113页。,

  [5]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单”: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人均国民收入从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4年翻了近一番。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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